“二战”中的加拿大华裔军人

郑蔚

    在“二战”加拿大牺牲军人的公墓中，都可以找到加华军人的名字，而加华军人没有一人成为战场上的逃兵。

  在加拿大温哥华市的中国文化中心门前，有一个特殊的纪念碑：中间的柱子上，用汉字镌刻着“加华丰功光昭日月”六个大字；而左右两侧，则分别站立着一位华人劳工和一位加华士兵。

  这座纪念碑的身后，就是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它承载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700多位华裔军人参军作战的历史。

参战与否，投票表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适龄青年”，已经是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华裔。他们从小在加拿大长大，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深受加拿大的影响，对国家非常忠诚。同时，他们又知道他们的祖籍国，正在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愿意从军，服务祖国，抗击法西斯。

  但是，并不是这些年轻人的父母都同意孩子们的选择。有的父母出于对子女的爱护，担心年轻人会在战斗中遭遇不测；还有的父母则认为，他们的子女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将来还是有希望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一腔热血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想法不同。

  反对这些年轻华人参军的，还有当地的种族主义势力。当时，英属哥伦比亚省是整个加拿大中华人最多的地区，当时的英属哥伦比亚省省长帕托洛就曾致信联邦政府，反对华人加入加拿大军队，其理由是担心华人一旦参军，战后会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不再是“二等公民”。

  但是，法西斯的疯狂，使加拿大政府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态度。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火燃起，最初被派到殖民地香港的加拿大兵团人地生疏，在日军的进攻前无力招架，很快就全军覆没。血的教训，让加拿大政府开始重视亚裔的作用。要到亚洲去打仗，还要排挤亚裔，怎么可能取得胜利？

  至此，加拿大军队才开始欢迎华人加入。700多位参军的华人主要进入了加拿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以及运输船队。

加华军人，无一逃兵

  曾任该博物馆的馆长李悦后说，在所有掩埋二战中加拿大牺牲军人的公墓中，都可以找到加华军人的名字。他骄傲地说：加华军人没有一人成为战场上的逃兵。

  在加华军事博物馆里，有一位英俊的华人飞行员埃尔伯特·马的照片。埃尔伯特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土地投资商，家里还经营着便利店、面包店和中餐馆。但他15岁时，也就是二战爆发前的1935年，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父亲的遗骨和埃尔伯特的妹妹回到了中国。18岁时，他是英属哥伦比亚省拳击比赛业余组的冠军，夺得了“金手套”。那时，日军已经攻进上海。他就到美国加州学习驾驶飞机。3年后，他回到加拿大，在雷蒙顿地区培训加拿大空军的空中侦察和轰炸技巧。

  1942年春季，滇缅公路被日军占领，切断了中国从缅甸获取盟军援助的通道。当滇缅公路沦入敌手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希望美国再增加50架DC-3运输机，用于开辟“驼峰航线”。“驼峰航线”成为中国从南方获得外界支援的唯一通道。

  1942年下半年，飞越“驼峰航线”的美军“飞虎队”找到埃尔伯特，希望他加入。亲眼目睹过日军的残暴，埃尔伯特毅然同意，以他的特长支持中国抗战。从此，他成为这条世界上最危险的空中航线的最早的几位“探路者”之一。

  50年后的1995年，美军为埃尔伯特颁发了勋章，以嘉奖他在“驼峰航线”上的功勋。在中国抗战的最后3年里，他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420次。

义无返顾，终获尊严

  如此英勇的加华军人，还有道格拉斯·琼上尉。

  曾任该博物馆的馆长尹庆宗告诉记者，道格拉斯曾两次志愿从军。第二次参军后，他参加了一次名为“遗忘行动”的战斗任务。这一任务必须深入日军封锁线后方的丛林，分成2～3个战斗小组在敌后作战。这是个自杀性的战斗任务，当时参加行动的所有人被告知，别指望活到战争结束。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出发了。没过多久，美军在1945年8月初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了。于是，道格拉斯和他带领的13名兄弟从丛林中被救了出来，像英雄般地凯旋。

  但不是所有的加华军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在加拿大空军中服役的雷泉吉曾胜利完成了29次轰炸德军的任务，在第30次轰炸中被德军战机击落。同机的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而他却长空折翼，长眠在德国的土地上。

  李悦后指出，加拿大华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加拿大的历史。军队是个特殊的团体，尤其当敌我对峙、枪林弹雨之际，军队必须是一个彼此互相信任和依靠的集体，所有的偏见、歧视都必须抛弃。正是这战壕里的兄弟之情，帮助加拿大政府重新认知了华人。（据《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