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版“史密斯夫妇”的悲剧人生

  • 郑敖天

        京特·纪尧姆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的。

        1972年4月24日清晨，几名警察按响他的宅邸门铃。打开门后，他没有任何抵抗动作，而是平静地宣布：“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下文称东德）公民，德国人民军上尉。我希望你们（警方）能够尊重我作为军官的荣誉。”他低声嘱咐了儿子几句，登上警车，神态如常。此时，纪尧姆的公开身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下文称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的私人顾问，掌管机要。随着他的被捕，冷战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场“潜伏”大戏落幕了。

    克格勃培训纪尧姆夫妇

        纪尧姆是个土生土长的“老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不得志的钢琴师，靠为电影和剧院配乐维生。纪尧姆从小便随父亲辗转于电影片场，在初中毕业后当了摄影学徒。
        但好景不长，1944年，尚未成年的纪尧姆被纳粹强征入伍，进了防空部队，并险些在盟军轰炸中丧生。幸运的是，他在纳粹投降前夕被英军俘虏，保住了命。
        走出战俘营时，纪尧姆仍打算回柏林当摄影师，但战后柏林早已面目全非。此时的德国，被英法美苏分区占领。1949年，冷战加剧，英法美占领区合并成立西德，苏联则针锋相对地在苏占区建立了东德，柏林也一分为二。数千万在二战中幸存的德国人被迫骨肉分离。
        纪尧姆最终选择定居东德。1950年，他就任人民和知识出版社编辑，负责小学教科书与教育学期刊配图。这一年，他和在反战组织工作的克里斯特尔·布姆结识，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克里斯特尔命运多舛。作为农场主私生女的她，出生后便被生父抛弃，母亲后嫁给在德国工作的荷兰烟业工程师布姆。二战爆发后，继父布姆遭盖世太保逮捕，在狱中饱受折磨去世，留下她和母亲相依为命。纪尧姆的突然出现，为克里斯特尔带来了久违的安全感。两人在热恋一年后成婚。
        然而，纪尧姆夫妇的小日子没过上几天。作为少数能在西德公开活动的东德文化机构，人民和知识出版社常被视为东德国家安全部（简称史塔西）情报人员的“预备队”。1952年，正在招募特工的史塔西对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注意到了纪尧姆夫妇。
        沃尔夫擅长隐蔽身份，西方特工数十年来从未拍到他的清晰照片，只知道他代号“米夏”。沃尔夫故得绰号“隐面人”。他仔细研究了纪尧姆夫妇：两人都对东德忠心耿耿，政治上可靠。克里斯特尔的母亲有荷兰国籍，能在西德自由活动，并可让夫妻二人以家庭团聚的名义进入西德。这样就可以避免以“难民”身份入境而受到严格审查。最重要的是：纪尧姆夫妇俩感情深厚，是天生的工作搭档。这有助于二人在西德长期潜伏。
        沃尔夫决定重点培养纪尧姆夫妇。夫妇俩被送往苏联基辅接受了克格勃培训。1956年，纪尧姆和妻子带着一万西德马克活动经费进入西柏林，顺利绕开了西德情报机构的审查，抵达法兰克福，与定居该市的岳母会合。
        冷战最传奇的一场间谍战，就此开演。
    成功渗透进西德总理办公室

        1956年夏天，法兰克福大教堂旁新开了一家冲印店。店主是一对勤快的年轻夫妇，男主人冲印照片之余还兼任摄影师。他就是纪尧姆，代号“汉森”；女主人克里斯特尔，代号“海因茨”。他们白天忙生意，晚上忙情报。
        前往西德前，史塔西给他们的指示是：“成为西德公民，找栋公寓，找份工作，尽快安定下来。”沃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给纪尧姆夫妇的最初任务不是渗透，而是负责传递西德社会民主党（下文称社民党）内线提供的情报。当然，他俩若能打入社民党则更好。
        出乎沃尔夫意料，纪尧姆夫妇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
        到法兰克福后未满一年，纪尧姆夫妇都加入了社民党。纪尧姆为社民党主办的报纸工作，克里斯特尔则负责难民事务。后来，工作出色的她成为黑森州州务秘书比克尔巴赫的办公室主任，可以接触到北约发给西德官员的简报。很快，这些简报便出现在纪尧姆的微型照相机镜头下。每个周末，纪尧姆夫妇都会将情报胶卷藏在空心雪茄里，交给来他家店里的联络人。
        平日里，纪尧姆夫妇是社民党的模范党员。同事回忆，纪尧姆组织能力强，工作接地气。这使他在工人占多数的法兰克福赢得了选民喜爱和党内同事的尊重。1964年，他被推举为社民党在法兰克福的负责人，1968年又代表该党当选市议员，成为党内新星。
        1969年，在社民党高官、未来的西德国防部长吉尔格·莱贝尔的引荐下，纪尧姆加入社民党主席维利·勃兰特的竞选团队，并以自己的实干精神赢得了勃兰特的欣赏。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当选为西德政府总理。纪尧姆顺理成章地进入总理办公室工作。
        沃尔夫后来回忆，勃兰特在当西柏林市长的时候，对东方阵营立场强硬。当上总理后，他开始推行“东方政策”，推动西德与东德改善关系。“我们希望弄清他究竟是我们的敌人还是伙伴。”而纪尧姆成功进入总理府“打工”，让沃尔夫兴奋异常：“我们轻松地在头号敌对国的总理身边安插了一名间谍。”
        勃兰特对纪尧姆的印象是“没有主见的老好人，没法与他进行深刻的政治交流”。他也因此对纪尧姆不加防范。勃兰特外出进行竞选活动时，常把纪尧姆带在身边，两人在专列上的包间只有一墙之隔。据同行者回忆，纪尧姆工作时总是笑呵呵的，从不生气。同时，经常在媒体面前为勃兰特发声的他也被西德媒体称为“勃兰特的影子”，勃兰特则戏称有点发福的他为“柏林肉丸”。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纪尧姆就被提拔为勃兰特的首席助理。1970年5月，在社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纪尧姆临时负责总理办公室与西德联邦情报局的联系，可以接触到所有的国家机密。西德的秘密就此被源源不断送到沃尔夫的办公桌上，让这位“隐面人”欣喜若狂。
        然而，沃尔夫没预料到的是，纪尧姆的“好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对纪尧姆夫妇来讲，在西德的潜伏生活像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走钢丝”。两人稍有不慎，就会沦为阶下囚。
    纪尧姆夫妇间谍身份被识破

        根据解密文件，纪尧姆潜入西德后不久，西德联邦情报局便得知有个代号为“G”（纪尧姆姓的首字母）的东德间谍存在，并连续多年截获东德与“G”的联络密电。但由于缺少其他线索，联邦情报局始终没能确定G的真实身份。纪尧姆就此逃过一劫。
        进入西德政坛后，来自东德的纪尧姆曾多次受到西德社民党和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严格审查，屡屡涉险过关。在打入社民党高层后，他成为史塔西的“最高机密”，仅有包括沃尔夫在内的几名史塔西高层知晓其真实身份。尽管纪尧姆的潜伏工作很成功，但这种压力巨大的“两面生活”，最终让他的家庭走向崩溃。
        1957年，儿子皮耶尔的出生，给刚开始潜伏的纪尧姆夫妇带来了不少慰藉。但随着皮耶尔的长大，麻烦接踵而至。为隐蔽身份，纪尧姆在工作中常刻意表现出“反东德”的右翼姿态。他曾在报纸上与青年社会主义者展开论战，还鼓励儿子在西德服兵役。然而在学校里受到左翼反战思潮影响的“50后”皮耶尔却因此视父亲为“资产阶级政客”，常在餐桌上与纪尧姆唇枪舌剑。纪尧姆苦于任务需要，无法向儿子透露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的事实。父子二人就此陷入了冷战。
        与此同时，纪尧姆夫妇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自从纪尧姆为勃兰特工作以来，夫妻俩聚少离多，纪尧姆的脾气越发暴躁，对家人的态度日趋冷淡。对丈夫极度失望的克里斯特尔也不愿再经营这段没有希望的感情。据皮耶尔回忆，在纪尧姆被捕前几年，夫妻俩虽在公共场合还维持着恩爱表象，但婚姻早已名存实亡，潜伏任务成了维系两人关系的最后纽带。
        然而联邦情报局没给纪尧姆喘息的时间。1972年末，西德工会内部一个东德情报网被破获。通过分析缴获的文件，联邦情报局证实了总理府高层有“内鬼”。随后西德又在截获的东德密电中确认纪尧姆在与东德秘密联络。1973年5月，联邦情报局向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报告：纪尧姆很可能就是东德潜伏在波恩的“大鱼”。
        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勃兰特一直对此蒙在鼓里。1974年3月1日，也就是纪尧姆被捕前一个多月，勃兰特才得知纪尧姆可能是东德间谍。冷战结束后，沃尔夫曾在接受采访时嘲笑西德反谍部门的“迟钝”。但也有人说，这是勃兰特政敌的阴谋，目的是让勃兰特的总理生涯提前结束，以阻止其继续推动“两德和解”。
        无论真相如何，纪尧姆的突然被捕，确实导致了勃兰特在10天后的辞职。几个月后，纪尧姆和妻子分别被判处13年和8年监禁。审讯期间，夫妇俩没有透露感情破裂的信息，以免被各个击破。1981年，东西德交换间谍，两人与儿子先后回到东德。
        纪尧姆夫妇成了东德的国家英雄，但鲜花和荣誉没能挽回他们的家庭。在归国数月后纪尧姆夫妇宣布离婚。皮耶尔也一直无法原谅父亲多年来的谎言。因不习惯东德的集体生活，他于1988年申请回到西德。1995年4月10日，纪尧姆因肾癌去世。在葬礼现场，人们没有看到皮耶尔和克里斯特尔。来送他一程的，只有带他走上特工之路的上司沃尔夫。   （据《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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