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1996年春天，在苏联解体五年后，戈尔巴乔夫经过一番不算深思熟虑的考量，宣布报名参加第二届俄联邦总统选举。戈尔巴乔夫把这次竞选视为一场个人复仇。
在他脑海中的那个平行世界里，正是以叶利钦为首的野心家集团以及久加诺夫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导致了苏联末期改革的失败，继而迫使他本人以最屈辱的方式离开克里姆林宫。在某些方面，前总统自认为比他的两个竞争对手更有优势：他没有从俄罗斯经济转轨造成的混乱中牟取个人财富，因之不像叶利钦和他的亲随们那般声名狼藉。
他也不像久加诺夫一样过度依赖声嘶力竭的恫吓——从发迹之初起，亲近民众的作风和富于幽默感的个人魅力就是戈尔巴乔夫得以在政坛扶摇直上的重要武器。他认为自己可以和自由派经济学者亚夫林斯基、中左翼的工人自治党党魁费奥多罗夫以及军人出身的平民主义者列别德结成“第三股势力”联盟，推行一种兼有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铁腕手段的政纲。戈尔巴乔夫认定这会比两个对手更富有吸引力。
在年龄上，1996年时的戈尔巴乔夫65岁，还处在大部分政治家的黄金时代。短短几年前，戈尔巴乔夫还在和里根、老布什、撒切尔夫人谈笑风生，享受整个世界的关注。他无法容忍自己过早成为一名退休老者。但他似乎忘记了，就在他暂别政坛的几年间，老布什和撒切尔夫人这两位履历更加丰富的西方政治家同样黯然离开了舞台。
冷战时代的经验被证明已经无法满足正在踊跃投入全球化冒险的年轻一代的口味，而在转轨之后的东欧，前执政党领导人也缺乏通过选举再度掌权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尽管戈尔巴乔夫拥有超过40年的政治经验，但这还是他第一次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公众选举。和改革时期一样，他走上的是一条自己所知甚少的道路。
对戈尔巴乔夫复出一事，西方记者要比普通俄罗斯民众兴奋得多。尽管戈尔巴乔夫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最高时也没有超过2%，难以忘怀“老朋友”的编辑们还是急不可耐地把记者派了出去。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弗里兰和戈尔巴乔夫夫妇一起挤在狭窄的航班经济舱里，从莫斯科飞往顿河畔罗斯托夫做竞选演讲。
奇怪的是，所有本地媒体都没出席戈尔巴乔夫的活动现场。罗斯托夫大学临时取消了前总统与该校教师的见面会，因为俄联邦政府禁止候选人在学术机构进行“政治宣传”。地方行政官员、报纸记者和电台通讯员对戈尔巴乔夫的现身视而不见。罗斯托夫的市长被“巧合”地召往莫斯科开会；几天后，当戈尔巴乔夫抵达他担任过7年第一书记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当地的政府官员也不约而同地“出差”了。
他其实并不完全清楚，反对他的不只是叶利钦及其附庸，还有在改革时代为他充当过马前卒的那些人。这些人或者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青睐才跻身政治舞台，或者在改革造成的动荡期掘到了商业生涯的第一桶金，但他们并不感谢那个创造了变化可能的人：戈尔巴乔夫的刚愎个性，他试图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营造平衡、却又极为拙劣的斗争手腕，以及他那不可预测的情绪波动，已经令他和新贵阶层渐行渐远。
1987年之后，“青年改革派”实际上逐步放弃了陷入困境的戈尔巴乔夫，转而在看似更坚决的叶利钦身上下注。前总统过往的政治经历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负资产：对经济转轨来说不够彻底，而那些刚刚在大动荡中失去了一生积蓄和价值归属感的普通俄罗斯人对他的仇恨却在与日俱增。
戈尔巴乔夫臆想的“政治盟友”们同样对这份负资产唯恐避之而不及。他依然沉浸在20世纪80年代的陈旧叙事中，极力辩解自己“一直试图拯救苏联”，这一点甚至触怒了曾经对他抱有好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历史与现实，苏联人和“新俄罗斯人”的身份冲突，市场机制和贫富分化之间的关系，这些正严重困扰着普通俄罗斯人的概念，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同样是一片混沌。他似乎永远被困在了解体前夕晦暗不明的泥沼中。
不只是大人物们厌弃戈尔巴乔夫，在普通民众中，他受到的攻击甚至更加直接和露骨。在前总统度过少年时代的小镇克拉斯诺维申斯克，农夫们气势汹汹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把权力还给那些人”，还以世故的口吻“教导”他说：“俄罗斯需要的是铁腕。”在罗斯托夫的高尔基公园，一位听众吆喝道：“当初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总统时，你就应该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就连赖莎也不相信丈夫还能东山再起。
对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参加总统选举只是若干种找回个人存在感的渠道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方法：一是接受欧美媒体专访，二是出版书籍。
从1992年开始，每逢苏联解体之日和“8·19事件”纪念日，戈尔巴乔夫都会雷打不动地接受西方媒体采访，并就俄罗斯和东欧政治的最新发展发表一些往往前后不一的看法。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培养”了许多常驻莫斯科的欧美记者，并在舆论场里占据了一个不可替代、虽然不算太显赫的位置。他还发表不同形式的小册子和回忆录，数量超过了20种，尤其是在1999年夫人赖莎因病去世之后。
在那些书里，他不停地回顾，乃至改写自己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看法，并为自己当时的决定辩护。他甚至还发展了一项独一无二的副业，在各种形式的商业广告和电影中客串角色，扮演的是他自己——一个依然存活于世、但已经成为化石的大人物。其中以1997年的“必胜客”披萨广告和2007年路易·威登的手提包广告最为著名。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就表现出一种高度分裂的矛盾性：他越是在西方世界被视为伟大的政治家、悲剧英雄、殉道使徒，在俄罗斯就越是会被诅咒为叛徒、蠢材、伪君子。
对那个已经被封印在1991年冬天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之后漫长的30年，从重登政坛、出版著作到化身为广告主角，都属于个人历史阐释学的复杂注脚。对关注并试图理解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人来说，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依然存在着无数盲点：或许，那也是他有意留下的。（据《领导文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