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人生中的四次重大选择

22岁选择与孙中山结婚

    1913年5月，20岁的宋庆龄在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回国途中，她接到父亲加急电报，要她改变行程，从美国乘船经停檀香山，到日本横滨，与家人团聚。8月30日，宋庆龄随父亲从横滨到东京，见到因“二次革命”失败逃亡在此的孙中山。

    宋家人对孙中山不陌生，父亲宋嘉树（别名宋耀如）长期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此次全家避难日本，就是因为反对袁世凯在上海暗杀宋教仁，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斗争影响。此前，宋庆龄留学美国五年，在大洋彼岸始终关注着国内形势动态。

    随着政治形势稍微好转，1914年1月，宋庆龄陪伴母亲从日本回到上海。三个月后，她应父亲电召赶到日本，协助姐姐宋蔼龄承担孙中山英文秘书工作。同年9月，宋蔼龄结婚后，宋庆龄接替姐姐，几乎每天往返横滨与东京，“由父亲陪往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8号孙先生处工作”。在频繁的工作交往中，孙中山发现宋庆龄处事果断、思维敏捷、见识不凡、视野开阔，并且温文尔雅、外圆内方、有亲和力、有号召力。她不仅能很快接替姐姐的秘书工作，而且可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

    可是，宋庆龄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半年多时间后，又陪姐姐返回上海。两位秘书的离开，让孙中山的工作失去了助手，感情上也陷入失落状态。孙中山委托同乡好友朱卓文专程来到上海，转达孙中山对宋庆龄的爱慕之情；同时，及时办理与原配夫人卢慕贞协议离婚手续。宋庆龄接受了孙中山的婚姻请求，不顾父母的反对，从上海家中悄悄出走，来到日本东京孙中山的身边。

    1915年10月25日，22岁的宋庆龄与49岁的孙中山在日本结婚。宋庆龄终身珍惜自己的婚姻，视结婚“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因为，这是自己政治生命的开始，也是精神生命的一次升华。

    尽管这桩婚姻受到很多猜忌和误解，但是，宋庆龄择善固执，淡然处之。后来，他们的婚姻逐渐得到父母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婚后生活更增加了宋庆龄通过帮助丈夫孙中山工作，实现自己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之光明的信心和意志。她学习法语、俄语、德语，努力协助孙中山的对外交往工作。他们在日本东京的起居室内，挂满了彩色地图。孙中山经常召集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等革命同志讨论工作。“他晚上爱做的一件事是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然后弯下腰蹲在地上用彩笔勾画河道、运河、港口、江河和铁路等等。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

    从日本回到中国，经历“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以及出师北伐，宋庆龄始终坚定地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出生入死，患难与共。

34岁选择与共产党同行

    1925年3月，孙中山遽然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与国民党右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和采取不合作态度。

    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开始公开反对三大政策。1926年1月，宋庆龄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义正词严地呼吁，国民党员要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再次竭力维护孙中山革命旗帜和三大政策，竟然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恶意造谣和诽谤中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作出关于严惩蒋介石的决议。随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对立局面。同年6月，汪精卫倒向蒋介石，宁汉合流反对共产党。

    面对如此严峻恶劣的政治环境，宋庆龄先后拒绝了妹妹宋美龄、母亲倪理贞、弟弟宋子文等受蒋介石之托而带来的规劝，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她选择隐退，不与反革命者同流合污。

    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秘密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实地考察苏联革命和建设情况。在活生生的现实斗争面前，宋庆龄将自己的视线逐渐转移到共产党身上。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从德国赶回上海，参加母亲葬礼。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宋庆龄受到蒋介石国民党特务盯梢、威胁、恐吓。她发起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革命进步人士。邓演达、杨杏佛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先后惨遭逮捕暗杀，她愤然而起，发表《宋庆龄之宣言》：“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至此，宋庆龄与蒋介石政府彻底决裂。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为了团结御侮，宋庆龄不得不改变自己对蒋介石政府的反对态度，积极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5年10月，宋庆龄通过设置在愚园路的秘密电台，获悉中央红军长征达到陕北的消息。“尽管已经是半夜12点，宋庆龄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赶到愚园路艾黎寓所，和艾黎、甘普霖等少数几个国际友人一起痛饮她随身带去的香槟和白兰地，欢呼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随即，宋庆龄建立了上海与陕北最早的通信联络。1936年9月，宋庆龄收到潘汉年从陕北带回上海的毛泽东来信：“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与共产党人同声相闻，心心相印。她通过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提供源源不断的援助和支持。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庆龄在上海几乎同时收到国共两党的盛情邀请。共产党方面，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宋庆龄，邀请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宋庆龄没有马上回复。五天后，1月24日，国民党方面，新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派人专程到上海拜望宋庆龄。宋庆龄明确拒绝了。九天后，李宗仁专程到上海，亲自拜访宋庆龄，希望她以个人身份到北平一行，向中共领导转达李谋求和平的诚意，同样受到严词拒绝。她态度坚决地表示，“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

    2月20日，她复函共产党领导人，支持共产党的事业，自己称病不能北上。多方邀请，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是实至名归的荣誉，也带来何去何从的焦虑。经过20余年的冷静观察和激烈斗争，她选择支持共产党，拥护新中国，但是，用什么方式、什么姿态参与这个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数次安排要接孙夫人去台湾。宋庆龄坚持留在上海。淮海中路住宅有个地下室，万一遇到危急情况可以躲进去避一避。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6月19日，毛泽东再次来函，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她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静默停顿了10天时间，6月29日才正式表态同意北上。再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终于在8月26日启程离开上海，由邓颖超陪同乘火车于28日到达北平，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北京火车站的热烈欢迎。

    1949年9月30日，宋庆龄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次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大典。

    1950年7月，宋庆龄主持会议，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此后三十余年，主要通过这个平台，宋庆龄致力于新中国妇女儿童事业，殚精竭虑，为国家未来之福祉而奔波劳累。

88岁选择葬在父母身边

    宋庆龄能说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可以说粤语，最爱说沪语，公开工作场合说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她一生为国为民，跨越中西，穿行南北，新中国成立后，工作在北京，休息到上海。在她的观念中，上海是故乡。

    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被正式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5月29日，她在北京安然逝世，享年88岁。根据其生前意愿，不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也不葬在南京中山陵，而选择安葬在上海宋氏家族墓地，悄悄地陪伴在父母身旁。她曾经沧海，归来依然朴素女儿心。（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