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巷里的红色记忆:19次舍命只为正义事业

  • 于斌 解建森

        主人公小传:董益三,1923年生,山东省乐陵市前董村人。1938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乐陵县第五区队,给队长马金山当通讯员。1940年调往阳信县六区,任青救会主任向克的通讯员。1941年1月任花园乡青救会主任;10月,调往阳信县虎山小队,先后任班长、事务长、副队长。1943年到商河六区任农会宣传科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到商河八区任党群组成员,同年夏天暂调商河六区进行反奸反霸斗争。1951年,被分配到福建莆田县任团县委副书记。1981年12月回到家乡任禹城县政协副主席。1991年离休。

        山东省禹城市市委老家属院里住着一位家喻户晓的老英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为正义事业而19次舍命,他就是抗战老兵董益三。
        在禹城市人民路东侧,有一条东西延伸的小巷,走到东头,便是董益三的家。
        走进老英雄的家里,屋里虽然家具不多,但却被打扫的干净整洁。时年95岁的董益三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热情地招呼着笔者。
        “我15岁参军,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乐陵县第五区队当通讯员,队长是马金山。到抗日战争胜利,我一共遇到19次生命危险。”抗战老兵董益三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说。
    “六派”相争,下定决心跟党走

        “卢沟桥事变之后,乐陵有六股力量并存。为了扩大队伍、增加武装力量,六派都在动员、招揽年轻人。”董益三回忆道。
        除了当地留存的国民党军、日军汉奸队、自治联军,还有一派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董益三的父亲董观政曾读过私塾,开过戒烟所,还在城里学写呈文。“有一日,我去城里找我父亲,见到了正在征兵的共产党的部队。”回忆起与共产党部队的初次相遇,董益三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他们一直称呼我为‘小弟弟’,还给我馒头吃,这让我觉得很亲切。”
        1938年初夏,中央军委派出一支八路军主力部队组成东进抗日挺进队,肖华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开赴冀鲁边区,部队抵达乐陵后,曾开办短期学校。“短期学校有位老师叫李进德,他给我上过课。学校常常开展抗日救国教育,开设政治课,教唱抗日革命歌曲,让我们接触到先进科学的革命理论。”这些为董益三日后参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加之在平时生活中,董益三看到八路军部队纪律严明,时常帮助百姓下地收粮,他愈发觉得“共产党真心为人民,他们领导的队伍才是好队伍”。
        “我是从三个方面下定决心,跟党走的。”董益三认真总结道,“第一,这是正义的部队,干着一番正义的事业。第二,他们为事业艰苦奋斗,积极工作。大会小会、田间地头,总能看到八路军苦口婆心地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动员大家齐心抗日,说服青年参加军队、抗日救国。第三,真心为老百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事。”
    参军入伍,深夜送信有胆量

        “受到八路军为百姓做好事的触动,不知不觉中,我一心要向八路军靠拢。”参军前,董益三常常召集村中的孩童,教唱刚学会的革命歌曲,拿着粉笔在自家大门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1938年12月12日,董益三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1939年8月22日,作为通讯员的董益三迎来了第一次考验送信。“那天,队长把我叫到跟前说,有项任务需要完成,把这封信送到县民先队队长手里。”70多年过去了,董益三仍清晰地记得当年送信路线,“当时我们驻扎在袁家,我一路向西,途径乐陵通商河的公路,到达唐家后,找到通讯站的工作人员,询问接下来的路线。根据他说的,我问着路,过了吕家桥,到了吕门楼子,县民先队队长就住在那儿。”
    反霸锄奸,钳断敌人电话线

        1940年4月,在一次锄奸行动中,董益三跟随队伍进入集市,三个小组成功混入人群,未引起汉奸的注意。这时,两个汉奸在卖地瓜的老农面前拿瓜不给钱,不远处还有一行汉奸正在欺负卖粮食的百姓。“看到各组人员到位,马队长一挠头,行动开始。”董益三马上抽出怀中的枪,对着汉奸一枪击中,那人应声倒下。听到枪声的人群一片混乱,锄奸团战士趁机撤离。“那天,我们击毙了3名汉奸,缴获3支枪和100多发子弹。那是我第二次击毙敌人。”
        除了真枪实弹杀汉奸,平日里,董益三跟随部队挖公路、割电话线,开展游击战,不断给敌人制造麻烦。1939年11月,民先队破坏杨安镇到官道刘两据点间的电话线,夜间10点开始,“工作时间”为一个小时。董益三负责监视北段杨安镇敌人的情况,倘若一个小时内有敌人出动,鸣枪三响为号。当晚,一切风平浪静,成功完成任务。
        破坏电话线后不久,董益三还跟着队长烧毁杨安镇城门。“我记得那天晚上,天格外的黑。在夜色的掩护下,我们每人背着一大捆干柴,轻手轻脚地来到杨安镇东门。”董益三等人将柴草堆积于东门外,在大门和柴草上浇满煤油,把点燃的粗香捆在柴草中,香火烧到柴火,顿时腾起一片火海。火势蔓延,惊醒了据点中的敌人。但惧怕遭到埋伏,敌人不敢出城追击,只能从城内接水救火。趁着敌人一片混乱,董益三等人又相继点燃了南门、北门。
    铁家营洼,殿后突围死里逃生

        1943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这个日子深深地印刻在董益三的脑海里,因为,这天的战斗是他参与的“最危险、最惨烈”的战斗。
        据董益三回忆,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坐镇德州,以数万人的兵力开始“扫荡”,并指令济南、天津日军在公路旁挖掘宽1.2丈、深2.3丈的县境封锁沟,又在各县境内修筑纵横交错的公路,将广大平原分成“一枪可以打穿”的片区,并建起“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1942年下半年,日军在冀鲁边地区挖封锁沟2800华里,筑公路8000华里,建据点岗楼840余座。“一分区平均7个村1个据点,二分区平均8个村1个据点,三分区平均9个村1个据点。我们咋行动都难啊!”董益三感慨道。
        1942年至1943年初,日军多次集合兵力对一二三分区进行大“扫荡”,其中损失严重的有三次。1942年6月,一分区四柳林遭遇日军“扫荡”,伤亡200余人;1943年1月,日军对二分区王家楼进行“扫荡”,我军伤亡50余人;三分区铁家营洼战斗,就是那场令董益三记忆深刻的“死里逃生”之战。
        “那时,我是虎山小队的事务长,在那片活动的有阳信县政府县大队、庆云县大队和一个中队、五小队以及我所在的虎山小队。”虎山小队住在铁家营洼西南大王家,3日清晨,队员刚听到西南方有零零落落的枪声,接着便是一拥而上的日军,他们试图将我军一网打尽。正往村东姜家转移的队员,看到从村西头跑来的百姓,得知西门外早已满是日军。队长闫士正当机立断,将连队一分为二,分散活动,保存力量。董益三与队长一组,队长在前引领队伍,要经过马颊河转移至张皮肖家西南的道沟中,董益三则负责殿后。“前两天下了大雪,沟里堆满积雪、泥巴,我们顾不得冷、脏,赶紧跳进去,隐藏在沟里。还好,敌人在沟南二里处经过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一直躲到黄昏,才赶到集合地点。”由指导员邓文祥、事务员崔明山带领的另一组队员未能冲出包围圈,全部牺牲。铁家营洼战斗中,我军牺牲了300余人,事后才知道,战前一天,日寇调集天津、沧州、宁津、乐陵等地1万余兵力,出动骑兵、装甲队,动用200余辆汽车、轻重机枪120挺、大小炮50多门,只为将该区抗日力量一举歼灭。董益三清楚地记得那些和他并肩战斗、沉睡在那个冬天的战友们,“冀鲁边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专署教育科长姚思清自尽,阳信县县长武大风、秘书石庭悦,五小队队长李清寿等人牺牲,五小队指导员贾明忠被俘入狱,后在狱中过世”。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2月14日,董益三第19次直面敌人。“我当时住在商河八区张家村,敌人一早包围了村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进村。”紧急关头,村长张立升计上心来,要把董益三送到村西头,商河大汉奸头子田三秃子的姑姑家,敌人不敢前去搜查。张立升与董益三走在路上时,被汉奸一把拦住问道“什么人干什么去” “我是村长,他是闾长,我俩去给你们找吃的啊。”张立升上前应道。“到了那儿,我跟他家的长工推了一上午磨,安全脱险。”董益三说。
        时光如水,战火的烽烟早已飘散。回看过去,董益三越发觉得,当年走上抗日道路是多么正确,又是多么幸运。“这是一份正义的事业,为了它,我愿意付出一切。看到国家现在如此富强,我觉得很开心,当年经历的困苦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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