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南京保卫战何以迅速溃败

在战略谋划上，违背持久消耗战略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已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1937年上半年，日本有陆军常备兵力40余万人（另有200余万预备兵力），作战飞机2600余架、大型舰艇200艘、飞机1580架、军舰51724吨，“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因此，只能采取“速决歼灭战略”。

    “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增兵华北，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于8月13日向上海发动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夺取南京，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24日，日军大本营召打算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成果，果敢追击，进攻南京。12月1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令，由松井石根指挥七个师团另两个旅团约20万人，分两路对南京实施夹击。

    中国当时虽有陆军170余万人，但派系庞杂、装备低劣、训练不足，空军有各类飞机600余架，海军大小舰艇100余艘，国防工业薄弱，只能生产步枪、机枪、迫击炮等轻武器。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兵员充足，资源丰富，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因此，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战争指导方案》，正式确定实行“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积小胜为大胜。

    然而，进攻南京的日军不仅在兵力上超过中国守军，且多数训练有素，每个师团配属一个炮兵联队（团），坦克、飞机及海军舰艇协助支援，可以由长江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

    反观中国守军11万的总兵力，配属的火炮、坦克等重火器甚少，武器以步枪、大刀、手榴弹为主，空军在此前的空战中损失殆尽，部队多为刚从淞沪前线后撤的疲惫之师，残破不堪，装备奇缺。加之多数为补充的新兵，到达阵地后，只能一面修工事，一面学射击，其结果可想而知。

    出于对首都防卫问题的考虑，国民政府从1936年起，就在主要防御方向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构筑起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线。“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幻想国际联盟的调停，错误地执行消极抵抗的抗战方针，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到10月上旬，淞沪会战已进行两个月，中国守军浴血奋战，虽付出巨大代价，但也给予日军沉重打击。这时，蒋介石接受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将领的建议，同意将主力部队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保存战斗力。但仅过了一天，蒋介石就收回撤退命令，因为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召开，要“在上海再坚持一个时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实施迂回包围，中国守军被迫向吴福线和锡澄线转进。但“既设阵地线上，既没有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转进到来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无法部署防御，日军突破一点，即全线动摇。战前曾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两条“国防线”形同虚设，并没有起到应有的迟滞和消耗敌人的作用。至12月6日，各路日军迅速突破吴福线和锡澄线，进抵栖霞山、汤山、淳化镇，对南京构成三面合围之势。

    就在南京防卫问题日益突显时，蒋介石对是否固守南京仍举棋不定，连续召开三次高级会议商讨对策。与会者也莫衷一是，争论激烈。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多数将领，认为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刚刚遭受重创，战斗力不强，况且南京地处长江弯曲部内侧，背水结阵，为兵家大忌，又无坚固的防御设施，面对日军的陆海空立体进攻，守是肯定守不住的。不如采取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后即主动撤退，以保存实力进行持久的抗战。而训练总监唐生智则力主固守，表示南京是首都，又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若不战而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的态度模棱两可，既认可刘斐的说法，又表示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

    在日军长驱直入、威逼南京后，蒋介石除向国际联盟再次发出对日本的控诉信外，对南京是撤是守依旧没定下最后的决心。直到日军攻陷南京外围诸多战略要点、对南京几成包围之势，才匆忙间于11月18日晚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并于次日正式宣布迁都重庆，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尔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同时成立南京卫戍司令部，调集13个师及教导总队共11万余人编组卫戍军，任命唐生智为司令长官，指挥南京保卫战。

    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唐生智资历甚老，但长期不带兵，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驾驭不了派系林立的守城部队，自然无法担负重任。战役打响后，唐生智也没有制定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结果处处挨打、处处被动。

    12月2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日本提出的“承认伪满、内蒙独立；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扩大‘淞沪协定’非武装区；中、日共同防共；根绝反日运动”等六项停战条件，蒋介石当即表示可按上述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此时，南京已危如累卵，但蒋介石“将德国战车、德国武装装备部队以及有关德国顾问的训练都留在南京”，以此向陶德曼施压，幻想德国出面调停，以“和谈”结束战争。

在作战指挥上，执行消极的防御路线

    全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虽说也认同持久消耗战略，但错误地认为日军的利器是飞机、大炮和战车，而“国军”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和厚壁，因此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 “层层布防，处处据守”。

    基于这种认识，国民党统帅部为阻击日军的进攻，决定以一部兵力扼守福山、苏州、嘉兴、乍浦一线设置阵地，即所谓的“国防第一线”，如日军攻势猛烈，可退守江阴、无锡一带，即“国防第二线”；第十集团军固守杭州、第七军固守长兴地区；川军六个师到广德附近集中，欲将南路日军压制在钱塘江附近寻机歼灭。同时，第三战区的部分兵力负责破坏交通，迟滞日军进攻，以策应南京的保卫作战。

    事实上，当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南京时，主帅唐生智消极保守，命令第十集团军等部撤退，并未采取任何策应南京作战的积极措施。唐生智把卫戍部队主力13个师与教导总队分散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复廓阵地两个层次，每支部队担负的防御正面都很宽，没有加强纵深以形成重点，而且缺乏机动兵力。例如，第四十一、第四十八师在尧化门外至栖霞山一带所防守的阵地，正面宽约20公里，即使将全部兵力完全布开，仍不够分配。这种部署既无防御重点又无战略纵深，不具备防御弹性，造成与强敌拼消耗的被动局面。

    另外，第八十八师所辖两个旅分别部署在雨花台、中华门，均将城门完全堵塞，不留任何通道，既没有增援外围阵地的打算，也没有必要时将部队撤至城垣阵地的考虑。在此种情况下，防御阵地有一处被突破，则全线瓦解。

    12月7日，日军对南京发起全面进攻，同时以机群舰炮狂轰滥炸。由于南京根本无险可守，完全暴露在日军炮火之下的中国守军，以“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精神，浴血奋战，拼死抵抗，包括10名少将在内的近万名官兵壮烈殉国。

直接将撤退演变成溃败

    南京保卫战打响前，唐生智为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要求交通部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走，只留下几艘小火轮和二三百只民船；随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违者开枪射杀。但不料，这给后来的渡江撤退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12月12日下午，日军第十六师团已攻入中山门，突入城内；第十三师团则向乌龙山要塞猛攻；另以第九旅团横渡长江企图夺占浦口，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眼见南京陷落已无可挽回，守城部队有全军覆没之危，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的电令，于当日17时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会上，唐生智简要说明战况，并提出分路突围的计划，征求意见，大家均无异议。会后，唐生智即带着长官部人员自行登车前往下关渡江。

    原定撤退计划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得陆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地区突围”。但除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的日军间隙突围成功外，其余部队均未按命令执行，而纷纷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因挹江门道路狭窄，各部争先抢过、互不相让，城门为之堵塞，军民自相践踏，局面失控。

    教导总队是南京保卫战的主力部队，约有3.5万人，除在坚守紫金山的战斗中损失数千人外，待渡江到滁县，仅收容官兵4000余人。副总队长兼第旅旅长周振强认为：“如果当时总指挥部有精密的撤退计划，将守卫南京部队作有计划的渡江撤退，部队就不会损失这样多。”

    滞留南京城的数万中国守军大多选择放下武器混入难民中，结果惨遭日军屠杀。（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