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军管制度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总结了各地接管城市的经验，决定在解放之初，城市管理一律采用军事管制制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实行军事管制的城市，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沈阳成为接管大城市的榜样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许多城市相继回到人民手中。1949年，我军相继解放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重庆、兰州等100余座大中城市和1000余座县城。
    这些城市大多是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时的破坏，各大中城市疮痍满目，问题堆积如山。
    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趁新解放城市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大肆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西安市刚解放时，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11个师的兵力，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市反扑。头5天内，发生了170多起抢劫事件。刚解放的广州市，两个月中发生了831起抢劫案。重庆市刚解放的头1个月中发生各种案件228起。
    潜伏的特务、反动分子勾结惯匪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进行抢劫，组织暴乱；有的贴布告，自立番号，企图收编残兵败将；有的骚扰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阻止接管城市工作；有的袭击、抓捕或杀害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有的破坏城市交通，抢劫解放军枪支、粮食物资；有的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有的伪装军管人员，打出各种旗号，接管财物，制造混乱……
    在新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如何避免混乱，稳定城市秩序，平稳地完成由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过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大难关。对于军队来说，如何接收城市还是一个新课题。
    1948年11月2日，在辽沈战役的硝烟中，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东北重镇沈阳。在辽沈战役即将胜利的时刻，党中央已把接管沈阳的准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后，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了准备接收沈阳的任务。东北局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紧急筹划接管沈阳的各项准备工作。
    11月2日黄昏，陈云带领军管会主要干部和卫戍部队进入沈阳。11月3日，东北局在大和旅馆召开了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会。陈云在会上特别强调：沈阳是我党接收的第一个大城市，一定要接管好，不能将我们打下来的城市变成死城市。要让国民党所有在职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政府报到，一律上班，各机关开始办公，工厂开始生产，商业部门都要开始正常营业。
    会后，军管会按照陈云提出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针，开始全面完整的接管工作。军管会下辖9个部门，分别接收原国民党机构的各系统。
    11月6日，沈阳持续三天的封城和夜间戒严结束，人们的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到1949年1月，沈阳的接管工作顺利完成。沈阳的顺利接管，为日后我党接管大城市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
接管北京、上海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关于如何实施军管，中共中央已于1948年11月15日发出的《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中作了明确规定。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一律成立有党、政、军负责人及各界人士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军事管制的领导机构，也是城市在解放初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当地驻军最高首长担任主任。
    北平、天津、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解放后都相继成立了军管会，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粟裕、黄克诚等军队高级将领都曾担任过大城市的军管会主任。
    入城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大城市的接管必须做好适当准备，才能进城。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总是善于统筹兼顾。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刚刚响起，毛泽东就开始部署接管北平问题。
    1948年12月12日，叶剑英奉命来到西柏坡，毛泽东亲自同他和彭真等人谈话。毛泽东告诫他们：“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要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
    北平是新中国的首都，接管工作十分重要。在彭真、叶剑英的领导下，北平接管工作有条不紊，社会稳定，生产恢复，同时也为中共中央顺利进入北平打下了基础。
    1948年12月13日，党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第一副书记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及市长。1948年11月下旬，接管北平的干部从各解放区汇集到河北保定。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1949年1月21日，解放军与傅作义集团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由中共和傅方人员参加，负责进行北平接管工作。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威武雄壮的北平入城仪式。
    解放军开进北平后，彭真、叶剑英等人立即着手进行全市的接管工作。军管会首先接管了旧北平市政府机构。接着，对上千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接管。叶剑英每天都要听取接管委员会负责人戎子和、钱俊瑞的汇报，了解接管工作情况，及时给予指示。
    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在市委的领导下，叶剑英带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同志们，一开始就高度注意安定全市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北平市的生产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
    在上海，渡江战役总前委对进城也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1949年4月30日，邓小平、陈毅等向中央军委报告：“我党军队未作适当准备草率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中共中央还确定了“慎重、缓进”的方针，为接收上海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1949年5月26日晚，上海即将全部解放之时，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大批接管干部离开丹阳向上海市开进，顺利进入上海市。
    中国共产党人用事实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国内外反动派所谓“共产党管不好城市”的攻击，为以后接管城市提供了经验。
军管制度何时结束

    由于城市解放时间的不同和具体情况的差异，结束军事管制的时间也不一样。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在新中国成立时，大部分城市已结束军管，选举产生了地方人民政府。其他解放较晚的地区，结束军管的时间也较晚。1952年底，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大多数人民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已比较健全。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确定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机构建立后，城市军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遂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事管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是用军事手段强行接管旧政权的一切组织和权力，防止、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破坏，减少或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保证了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从而得以顺利地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它对于胜利实现从旧政权到新政权的过渡，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各项社会制度改革的胜利展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