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五千译员”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在各地征召了一支由5000名大学生组成的“特殊兵种”译员，为援华美军做翻译工作，这些特殊的士兵被称作“五千译员”。

    “五千译员”的产生，与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对华援助密切相关。早在1941年，陈纳德应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授权，组建“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即飞虎队），为了有效配合“飞虎队”的作战，国民政府在昆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译训班”，培训翻译人员，简称“昆明训练班”。

    但是，战争进展的速度超出了想象。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1942年1月，中国战区成立，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华援助。同时，中美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联合作战。当时，驻滇美军达数万之众，在昆明的美军招待所就有50处之多，因缺乏翻译官，数千士兵无法上前线御敌。为了适应需要，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分别在1941年和1943年两次征调译员。这两批应征的联大学生最远的去了印度、缅甸，近的留在云南。中缅印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几乎都有联大的翻译官参战，伤亡惨重。

    到1944年初，形势又是一变。其时，意大利已于1943年9月投降，亚太战场的反攻箭在弦上。由于中缅印战场的配合，翻译人员的需求更是有增无减。

    然而，中国军队中的翻译人员依然极度缺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于是改变了之前仅征“各校外国语文系学生”的征调方式，制定了一个3000人的译员培训计划。1944年1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从在渝的西南联合大学以及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几所著名大学中征召应届毕业生充当译员。要求所有英语程度优良、体检合格的男生，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征调，服役期为两年。服役期满后，方可发毕业文凭，不服从则开除学籍。

    由此，至1945年，国民政府在全国陆续征调和招收了翻译近五千人，合称“五千译员”。

用6周打造合格翻译

    当时征召译员，并不是简单的找几个大学生就行了。不仅要进行英语能力选拔，还需要通过强化训练。

    重庆译员训练班是典型的美式强化训练，每个班有20多人，经6周集中培训，方可被派遣到军队。当时训练之紧张，令译员们晕头转向。学校的英语系教授和个别美籍教师，每天教英语会话和一般军事术语，还要求大家讲话都用英语。由此，还闹出了笑话。有一天，有两个人吵架，结果旁边的人竖起耳朵听了半天，一句没听懂，后来才意识到，原来这两位说的是地道的四川话，他们当成英语听了。

    学员们自己也有困惑。因为来自全国各地，发音不免带有各地的“风味”，比如“湖南英语”、“浙江英语”、“重庆英语”……为了纠正这些“土英语”，训练班的老师个个资历不凡。

    美国教员中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英译者毕范宇博士，中国教员中有当过蒋介石翻译的王锡钧、一口地道牛津英语后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的何永佶博士、重庆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彭乐善博士等，他们轮流到各个小组教口语，还特别设了一堂课，就是让大家轮流上台去讲家乡的故事，然后互相纠正，挑出错误的口音。

    不过，译员们会听会说了，还只是完成了任务的第一步。抗战后期，原本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美军和装备，几乎全部移调到中国。数以千计的大炮、卡车……连驮运75毫米山炮的骡子，也风尘仆仆从欧洲赶到亚洲来参战。可是，美国制造的75毫米口径山炮，很多人都不会用。因此，中国炮兵部队需要集中轮训，而教官都是美国人，译员们就要在两者间做桥梁。如果译员只会日常沟通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还要熟悉各种美式武器的使用方法。

    当时，来自中央大学的周太康由于口语好，只在重庆集训了3周，就被提前抽调，分配到桂林，定为三级译员。他领到了一套军服和符号，但符号上没有星，也不发肩章。他到桂林后，再次和一起来的译员，被集中到桂林东南干训团译员训练班，在美国军人的指导下，接受短期军事训练，学习美式武器的使用方法。

    经过训练班的短期军事训练，周太康才和另外4个译员一起，被分配到第46军美军顾问团担任译员，随顾问团由桂林乘火车到了柳州46军驻地，协助美军教官对中国军人进行轮训。

不打不相识

        虽然中美合作抗敌，形成了兄弟般的友谊，但是在训练所里，中国译员与美国军官，也有一段“不打不相识”的故事。

    刚开始，盟军将中方译员视为普通“雇用人员”，比较轻视。因为美军来华初期，曾从社会上雇用过一些通晓英语的人，称之为“雇用人员”，待遇不高，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现在的这些中国译员虽是通过国民政府从高等院校征召的，不是一般的“雇用人员”，他们有军人身份，有军阶，有职称，但美军方面却依然视他们为“雇用人员”。

    据《剑桥中华民国简史》记载，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中美人员待遇差别显著：美军吃的是黄油饼干、牛肉罐头，外加巧克力，中国译员吃的是馒头咸菜，粗茶淡饭；美军穿的是毛料制服和皮靴，中国译员穿的是布衣布衫；居住条件也是天差地别。在平时交往中，美军往往盛气凌人，高人一等。

    美国人的轻视态度，终于招来译员们的不满。译员们曾经组织过“罢操事件”，连续三天不出操，后来经过调停，双方各让一步，平息了事态。

    经过这次抗争，译员们得到了正名，被确认其身份是军中文职人员，不是“雇员”。从此，美军人员不再随随便便称呼他们“interpreter(译员)”，而是不嫌麻烦地称他们为“interpreting Officer(翻译官)”。他们的着装也改为与美军一样。三级翻译官享受“少校待遇”，只是佩戴军衔时须按文职官衔降低两级，只能挂中尉领章。

    后来，随着译员们与美军相互了解的加深，不少人成了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

    虽然抗战中，大部分中国译员们并没有直接上战场，但即使真的去了，这些译员也表现出了不凡的素养，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1944年7月，在昆明炮兵训练所拖载组担任翻译官的曹越华，突然接到命令，调往印度前线。几天后，曹越华直飞缅北重镇密支那，未及跟任何人告别。

    曹越华到来时，正是密支那战役的最后一晚。这一仗是中美联军并肩作战，史迪威将军任总指挥。曹越华负责翻译中国与同盟国之间往来的大量情报和作战计划。

    在战争打响前，部队特意为曹越华挖了一个单人战壕。就像中国农村的田间蓄粪池，上面用树干搭起，然后用军用雨布遮盖。当晚，天就下起了雨，后来越来越大，甚至淹没了脚背。曹越华只能蹲坐在战壕里。当时，四面都是机关枪在打，而他就一个人守到天亮。

    曹越华后来回忆，这一晚，他仿佛已嗅到了死亡的味道。在四面枪声和硝烟火光中，他想起了四川临水老家的母亲。但当时的他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天亮后，曹越华才得知，此夜是密支那日军的最后挣扎。第二天，8月4日，缅北重镇密支那即全部被盟军收复。这一役，中美联军以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3000余人。收复密支那，标志着盟军缅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1天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便传来了。在昆明炮兵训练所，中美官兵纷纷涌进大操场。在喜悦中，美国士兵们顾不上请示上级，纷纷打开炮兵训练所的信号弹。一时间，昆明上空被流光溢彩的胜利焰火点得通亮。

    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五千译员”的使命也结束了。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安排遣散译员工作，10月初，多数译员被送到重庆军委会外事局办理手续，领取证件及遣散费，然后各自回原学校和机关。离职时，译员们还领到了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发给的证明书。（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