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秘密党员”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产生了一批“秘密党员”，他们主要集中在军事斗争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汪伪政府等几个领域。他们这个群体，默默无闻地为中共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军事斗争领域里的“秘密党员”

    抗日战争爆发前，由蒙古族官兵组成的抗日武装“新三师”，其前身是原绥远蒙旗保安总队。1936年秋，绥远蒙旗保安总队发生哗变，总队长云继先被杀，南京政府遂改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蒙古族将领、中共“秘密党员”白海风出任总队长。后来，乌兰夫等中共党员也陆续进入该部任职，并逐渐控制了对该部的实际领导权。
    “七七事变”爆发后，该部由马占山暂编为混成旅，至1938年春，国民政府将这支民族武装正式编成为蒙旗独立旅，由白海风任旅长；至1939年夏，又扩编为新编陆军第三师，师长白海风，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代主任云时雨（即乌兰夫）。至1941年夏，“新三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往甘肃靖远整训，该师中的中共党员乌兰夫等则先后离队，前往延安。
    还有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韩练成。日军攻入广西后，国民党军在第四战区先后调集了16个军40个师约16万人与敌会战，但参加桂柳会战的国民党军因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无法协同作战，致使日军先后攻陷全州、兴安，又直逼灵川。此时，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韩练成驰赴前线指挥，英勇血战8个昼夜，毙敌千余人，使日军在湘桂线正面受阻，不得不转兵东向。当时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抗日和政治工作的还有一些中共“秘密党员”。如1937年秋由中共长江局从上海派往张发奎部队的“秘密党支部”，该支部的支部书记先后由左洪涛、刘田夫、孙慎、郑黎亚等担任。

政治、文化、经济领域里的“秘密党员”

     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的李茂堂，此前曾是中共党员，1927年国民党“清共”时被捕叛变，后成为“中统”特务。抗战时，他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良心发现，对自己的身份和所作所为深恶痛绝，遂于1941年主动寻找关系，希望回到中共，并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中共党组织派王超北负责与之联络，在李茂堂的配合下，国民党“中统”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的记录以及“中统”的密码、密电，都源源不断送至中共情报部门。
    知名的还有阎宝航。当时阎宝航是蒋介石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等。
    193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1941年，经中共中央慎重研究，决定由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一个情报小组，重点开展国际情报的搜集。
    阎宝航情报小组曾对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有过重大贡献。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就提到，当年他曾收到过来自中国的情报，那正是阎宝航情报小组提供的德国将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信息，当时这份情报被紧急电告给了延安，随即由中共中央立即通报给了苏联。
    从1941年开始直至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阎宝航利用他在国民党上层的特殊身份，并在家人的掩护下，带领着一支精干的情报小组，冒着巨大的危险，为中共中央和苏联情报系统工作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直到1962年，在一份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阎宝航才第一次披露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不平凡的经历。
    在隐蔽战线文化领域活动的也有许多中共“秘密党员”，如温健公、张友渔、钱俊瑞、萨空了、沙千里等，至于后方的各高等院校中，也活动有许多中共的“秘密党员”，仅西南联大一校，当时已拥有83名中共“秘密党员”，几乎占了整个云南中共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经济领域则有冀朝鼎。抗日战争胜利后，冀朝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参与接收日伪金融机构。当时，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情报，并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以及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工作。

日伪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最为惊心动魄的，是秘密活动在日伪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其中，最为有名是多面间谍袁殊。他当年担任过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等职。
    袁殊是湖北蕲春人。1929年，袁殊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此后，在时局多变的情形下，他以多重身份出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成员，上海一带的“青红帮”以及日伪人员，但其真实的身份却是中共“特科”成员——早在1931年10月，袁殊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后在“特科”工作。
    1932年春，袁殊通过其表兄、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贾伯涛的关系，与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中统”头子吴醒亚打通关节，潜入“中统”内部，并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在出席记者招待会时结识了各色人马，其中就有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并成为日方的“情报人员”。由此，袁殊在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批准下，成为了著名的“三重间谍”。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袁殊曾深入日军阵地进行侦察，获得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又分别获得潘汉年和戴笠的命令，潜伏在上海，并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同时，岩井英一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也是其中的成员。袁殊就这样游刃有余地活动在各方之间。
    这在当时并非只有他一人，例如，潘汉年还曾派遣女作家关露打入汪伪在上海的特务机关76号，配合袁殊，获取日本大本营的动向，以及日、汪、蒋三方面相互勾结的情报，以及执行建立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人员等任务。
    活动于日伪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还有冯少白、丁锡山等人。冯少白于1942年受新四军领导刘少奇、陈毅派遣，利用自己是汪伪要员邵式军侄子的关系，四次进入敌占区上海，通过邵式军的关系，为新四军在沪筹款，采购军用物资，并周旋于汪伪上层人员之间，获取情报。丁锡山在1938年“忠义救国军”改编时任淞沪区指挥部第八支队上校支队长；1939年10月其部又被改编为日伪“和平军”第十二路军，任中将司令。1941年底，因对日伪不满，拟率领所部起义，被日军拘捕，判处无期徒刑。1944年3月，新四军劫狱将他救出，他随即赴苏中抗日根据地。
    同年冬，被秘密派赴上海浦东组成“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又于1947年2月返回苏中解放区。1948年2月，经中共华中工委批准：丁锡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被任命为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遂率部南下，抵达奉贤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
国民党高官身边的“秘密党员”

    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丈夫是袁永熙，夫妇都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其间又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因叛徒出卖，陈琏、袁永熙双双身陷囹圄。在酷刑下，这对夫妇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国民党特务只好将二人押解至国民党南京保密局本部。此后，陈布雷将女儿领回，“严加管束”，袁永熙也由其姐夫、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保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团中央少儿工作部部长。
    傅冬菊，又名傅冬，傅作义的女儿，抗战时期就读于重庆的南开中学，其间接受革命影响，参加了“读书会”。此后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不久即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毕业后，傅冬菊在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平津战役时，为了对傅作义进行策反工作，当时北平中共“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将傅冬菊、周毅之（亦为中共“秘密党员”）调至北平，此后，傅冬菊对推动其父转变思想起了关键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将陆久之（陆久之是蒋介石的女婿）派至汤恩伯处办《改造日报》，这是一份针对日俘和日侨的报纸，不久，陆久之被国民党“中统”秘密逮捕。后经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和女儿蒋瑶光交涉，陆久之被释放。
    1948年，陆久之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解放军搞到了上海国民党的防御工事图。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陆久之参与对汤恩伯进行策反工作，可惜功败垂成。
    至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则是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安排的。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民族资本家吴晋航的公馆里会见了刘文辉，当时，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刘文辉反对蒋介石控制的斗争，并且商定了今后的联系方式。此后，在周恩来直接指派下，王少春等几名中共“秘密党员”携带电台来到雅安，同时，华岗也受中共中央委派，来西康对刘文辉等人开展工作。1949年12月，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兼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的名义通电起义。
（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