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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正沦为欧洲枪支暴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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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济清
如果有人在你面前吹嘘瑞典的“岁月静好”,你应该提醒他,这种印象过时了。这个以社会福利和性别平等闻名,喜欢谈论人权与环保的“道德高地”,可能已经沦为欧洲最危险的地区。并且这种变化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的。
犹记得2017年2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非法移民问题上“旁征博引”:“你们看看昨晚瑞典发生了什么,这可是瑞典!他们接收了太多难民,搞得现在问题一堆。”
但在特朗普口无遮拦的前一个晚上,瑞典其实风平浪静。网友们将“昨夜瑞典”顶上推特热搜,配以驯鹿、肉丸和宜家家具的图片来嘲笑特朗普。一位瑞典用户讽刺道,他生活中最大的惨剧可能是:“昨晚我儿子把热狗扔到营火里了,哭了!”
没想到,特朗普6年前的“造谣”一语成谶。据媒体网站VICE统计,瑞典去年平均每天发生一起枪击案,每周两场爆炸案,每月有十吨毒品流入境内。有观点认为,带来这些变化的正是移民——这头瑞典人不愿多谈的“房间里的大象”。
瑞典的多元文化实验,就此宣告失败了吗?
“没有想过变老”
“欢迎来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你们都要小心,随时可能死去。”
这段Rap出自当地的年轻说唱歌手埃纳尔,他喜欢穿帽衫和篮球鞋,戴着大金链子,曾跟人斗殴、携带毒品,还和黑帮纠缠不清。但是瑞典人很喜欢他,2020年,埃纳尔的歌曲年度播放量在音乐平台Spotify上位居瑞典榜首。
仅仅一年后,19岁的埃纳尔在高档社区被射杀,子弹从1.5米外贯穿了他的肺。警方表示,埃纳尔是一起帮派犯罪的重要证人,此前几个月一直受到死亡威胁。枪手至今逍遥法外。
这位如流星般陨落的音乐人,只是瑞典枪支暴力的缩影。据官方统计,过去20年,瑞典是唯一枪杀率增加的欧洲国家,如今和克罗地亚并列榜首。警方估计,人口只有100多万的首都斯德哥尔靡地区,至少有3000支枪,当地“人均持枪率”是伦敦的30倍。
枪杀率飙升,是因为黑社会日益猖獗。80%的枪击案发生在帮派间,《卫报》称其为“血腥的复仇循环”。
犯罪新闻记者金·马尔姆格伦感慨道,在瑞典,谋杀已经被当作服务来买卖。黑帮会妥帖地准备好“杀手包”:滑板车、面罩、枪和一个藏身处,然后发布悬赏,价格通常不超过10万英镑。但年轻人为了2500英镑也会动手,激励他们的是“荣誉”,或者在帮派内晋升的机会。
瑞典法律对青少年的惩罚较轻,去年3月,一名16岁的杀手冲进体育馆射击一名帮派成员,却误杀了路人。他只被判处2年11个月的封闭看护。黑帮和青少年也在刻意利用这一“优势”。瑞典警方今年1月表示,斯德哥尔摩正在审理的案件中,半数嫌疑人小于18岁。
混帮派的青少年中,弥漫着对生命的漠视,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在看守所中,一场枪击案的嫌疑人,18岁的阿卜迪被媒体问道“是否害怕死亡”,他通过翻译回答:“我没有想过变老这件事。”
一个国家,两种现实阿卜迪的父母是索马里人,他出生在瑞典,却没学会瑞典语,也从未真正融入过这个国家。“我们不是瑞典人,看看我们的长相和被对待的方式这很明显。”拘留所里,阿卜迪的自白充满怨恨。
瑞典曾是单一文化的国家。一百年前,只有不到1%的瑞典人出生在国外,现在则是20%。以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是本世纪接收难民力度最大的欧洲国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索马里。2015年,16万难民穿过欧洲大陆,来到寒冷的瑞典生活,而这个国家一共只有1000万人。
瑞典是慷慨的,它向难民敞开国门、提供住所和基本生活物资;瑞典又是冷漠的,难民被安置在城市周边的划定区域里,成为一个个封闭的“孤岛”。也许是出于政治正确,瑞典警方扭捏地称其为“容易受伤害的脆弱区域”,而英国《卫报》则直白地叫它“贫民窟”。
于是,各大帮派在这些社区扎下根来。一位巡警介绍,当他的警车出现在路口,街边7岁的小孩会吹起口哨,提醒附近的帮派分子。如果他下车和黑帮较真,就要做好“被20个人围住”的准备。
加入黑帮甚至不是最坏的结局,瑞典在2016年一度成为向“伊斯兰国(ISIS)输出“圣战士”最多的欧洲国家。一位被安置在哥德堡附近的女性移民对BBC表示,当她和丈夫感到迷茫时,ISIS联系上他们,“你们在浪费生命,瑞典什么也不会给你。”她的丈夫决定返回中东,最终死在叙利亚。
2022年4月,时任首相安德森只能承认,瑞典存在两个平行社会,“我们属于一个国家,却生活在不同的现实”。
“是时候‘瑞典优先’了”“瑞典优先”是瑞典民主党在2022年大选中的口号,听起来像是对特朗普的“致敬”。“反移民”是这个右翼政党的主要纲领,2010年首次取得议会席位后,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随着该国移民比例一同水涨船高。他们的街头口号更为煽动:“你们心里想的事,我来说。”最终20%的选民决定让瑞典民主党做他们的“嘴替”,使它第一次进入执政联盟。
由此,瑞典“变天”了。2023年2月,瑞典政府宣布将削减难民配额遣返非法移民、提高移民门槛(学历、语言等)和加强对现存移民的“融合”。
美国成了瑞典的“取经”对象,其中一项计划是“群体暴力干预”,需要警方、政府官员和社区机构配合,对帮派成员实施监控、就业培训等“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夜幕降临,哥德堡东北地区的警察局长默兰德开车来到耶尔博,城郊最大的移民聚居区。默兰德和搭档走过足球场、停车场和中心广场,不时停下脚步,和认识的居民打招呼。默兰德告诉手下:“你们要记住100个人的名字和300个他们的细节。”他认为,如果警方只是巡逻,那么居民只会听信帮派的故事,并在警方和帮派冲突时“拉上窗帘”。
社会支援在另一条战线上发挥作用。27岁的穆斯塔法·潘希里辞去工作,周游全国,在移民社区里为年轻人开设讲座,聊学习语言的方法,哪里有工作机会,以及怎么“合乎礼节”地和女性攀谈。
潘希里在11岁时从阿富汗来到瑞典,后来成为一名警官,他知道很多与移民打交道的技巧:“穿得朴素点,T恤、牛仔裤就好,千万不要有文身。不然他们不会当你是自己人。”作为一个外来者,潘希里认为和英国、美国相比,瑞典缺乏处理多族群共处的经验。
时间已经很紧迫。2023年前3个月,瑞典又发生了71起枪击案、38起爆炸案。一边是移民社区滋生的暴力,另一边是本土居民的排外情绪,瑞典的多元主义乌托邦正摇摇欲坠。(据《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