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泰国数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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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宝
在泰国东北部教书的中学老师娜塔楠忘不了新冠疫情刚发生时的一次家访，那时全国学校停课，统一改上网课。班里有位一直缺席网课、却在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女孩引起了她的注意。
因上网课而“失学”
娜塔楠多次致电都未能联系到这名叫露提瓦的学生。怀着困惑和担忧，她走出位于市中心的校园，踏上乡间小路，循着学生留下的住址，找到了田间的一个铁皮房。
土黄色水沟旁，几丛茂盛的杂草圈住了一个用几块木板搭起的小屋，顶上罩着灰色的破旧铁皮。门前一株绿油油的木瓜树旁，15岁的女孩正弯着腰清洗着一堆锅碗瓢盆。
“眼前的一切让我感到震惊——这个家的墙体四面漏风，厕所连门都没有；全家仅靠一块太阳能板发电；家里有两个孩子，却只有一台手机。因此，上网课对她来说无异于失学。”这位高二年级班主任说。
露提瓦偶尔会登录社交软件，在班里的聊天群查收老师布置的作业，她甚少提交线上作业，却仍在考试中获得了3.93的绩点（满分为4个绩点）。她说，“家里仅有的手机，要让给弟弟上网课，平时我只能靠看书学习。”露提瓦12岁的弟弟上初三，当时露提瓦的上课时间与她弟弟常常重合。
姐弟俩的父母原本是建筑工人，疫情期间因为大多数项目停工，他们除了四处打零工挣点饭钱外，就是在田间种点菜赖以维生。
像露提瓦一样，在因疫情停课的那段日子里，被一台手机隔绝在泰国基础教育系统以外的孩子还有很多。泰国总理办公室下辖的国家改革战略办公处数据显示，2021年泰国有超过180万特困生（幼儿园至高中），到了2022年，贫困生的人数更是上升至250万，某些特困户全家月收入仅维持在1044泰铢左右（约合人民币200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泰国的互联网覆盖率不足。世界银行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泰国人口层面的固定宽带普及率为16.44%，家庭层面的固定宽带普及率为29.96%，移动宽带普及率稍高，占总人口的82%；偏远地区通信设施缺乏，74965个村庄只有53%的接入了互联网，学校、医院以及大量政府机构尚未接入宽带。
对许多贫困线下的泰国孩子而言，大势所趋的“数字生活”似乎与他们的童年无关，疫情肆虐的日子，让他们经历了漫长的教育失落。
想要改变却收效甚微
尽管有些学校为贫困生提供租借的平板电脑或手机上网课，却因设备数量不足、质量低下和学校资金不足而收效甚微。一些农村和偏远山区的学校只能定期组织家长到学校领取教学材料，或以村为单位把孩子们聚集起来带到有网络设备处上课。
泰国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为解决少年儿童在数字教育上的不平等问题，向内阁提案并推动了一些政策，包括把数字教育写入青少年儿童的基本教育权利中，以及向贫困生发放网络、电子设备扶助金。
数字教育的不均衡也引起了一些政党的重视，并将相关解决措施奉为执政承诺。如前总理他信家族领导的为泰党就以“给每个孩子发放一台平板电脑，并保证其享有免费网络”作为主要教育政策。较受泰国北部、东北部的农民阶层欢迎的为泰党，在执政时的确实施过这一政策，却被指“所发放的平板电脑质量差，无法使用”。但这些指控并未改变该党在每次大选中宣传和推行这一政策的努力。
“相反”的数字童年
在离露提瓦的家300公里之外的大都市曼谷，比她小5岁的男孩萨仁正得意地与小伙伴分享自己刚剪辑制作完的视频。
10岁的小学霸架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爱看书，更爱上网研究各种新科技、新技能。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跃跃欲试，网络世界助他打开未知的大门。疫情期间居家的时光里，除了轻松完成网课和老师布置的在线作业外，他有更多的时间钻研自己的爱好。在视频网站上自学拍视频、加特效、做剪辑，研究游戏攻略，萨仁驾轻就熟，不亦乐乎。
萨仁的母亲今达告诉记者，儿子不到10岁时，她就给他配好了苹果手机和电脑。
从事教育行业的今达相信孩子在童年就接触数字技术是利大于弊。她认为这些是孩子长大后，在学习和工作中都要用到的工具和技能，早点接触会更游刃有余，“但目前一切都须在家长的掌控中。”她说。她会与儿子约法三章，限制每天玩电脑的时长，并根据成绩好坏作相应调整。
今达对儿子“数字童年”的介入不无道理。2020年，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一份以近15000个12～18岁泰国青少年为样本的调查：8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面临着互联网带来的种种风险，包括暴力、赌博、色情和毒品。但61%的受访者表示将自己解决这些风险带来的问题。此外，30%的受访者每日耗费在网络上的时间超过10小时。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过网络霸凌，包括语言暴力、性别歧视、造谣诽谤等。
在社会发展不均、贫富差距悬殊的泰国，在青少年的数字教育问题上，并非每个家长都具备如教育工作者今达这样的安全意识与理念，如何培养合格的数字公民，仍是这个国家需要重视和广泛讨论的课题。
（据《环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