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观察
印度媒体的假新闻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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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忆博
5年一次的印度大选将于明年上半年开锣。总理莫迪今年以来已经不止一次放出豪言,要在未来“第三个任期”带领印度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印度国内外对莫迪的“印度增长故事”的叙事都表现出浓厚兴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不久前甚至预测称,“未来世界可能会出现三大强国(美中印)鼎立局面”。作为印度“全球叙事”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印度媒体在西方知识界一直不乏追捧者。但这种外界的高期待很快遭遇现实的当头一棒。卡塔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副教授马克·欧文·琼斯专门研究数字时代的假新闻,近年给国际媒体撰写了不少“打假媒体”的时评。最近,他关于印度媒体的分析文章《为什么如此多的反巴勒斯坦假信息来自印度》引发了空前的关注,不少国际学者、媒体人纷纷跟进发声警告,对印度媒体行业在冲突报道中的职业操守及其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表达极大担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研究领域的教授巴纳吉称,绝大多数印媒报道中“没有留下真相或者负责任的迹象”。作为深入理解印度国家和社会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逻辑、趋势的窗口,印度媒体无疑举足轻重。但恰当评估和论断在当今数字时代愈加困难,印度媒体尤为引人注意。
集体的沉默
卡塔尔学者马克·欧文·琼斯在其文章中引述印度知名“事实核查”网站BOOM的结论,认为在哈马斯10月7日突袭以色列南部之后,一些来自印度的右倾、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交平台账户大量扩散虚假信息,“大多数负面性针对巴勒斯坦,或支持以色列”,成为了“反巴勒斯坦假信息行动”的“主要创作者和扩音器”。一个被反复提起的典型案例是,获得X社交媒体平台(前“推特”)认证的一个账号发布了一则视频,宣称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绑架了十几个小女孩,“将她们当作性奴”。视频像素很低,但稍加仔细辨认,不难看出有些女孩儿在愉快地聊天,还在使用手机。显然,这是一则有意编造的劣质虚假信息。但这则新闻要素交代不清的视频帖文却迅速成为了网络爆款,获得成千上万的用户转发和X平台600万的曝光量。对这些分享视频的账户进行分析后发现,大多数账户都在印度。在追踪和梳理最大流量的爆款帖文后,琼斯发现,大部分出自印度媒体记者的账号。令外界更为担忧的是,这当中不乏印度资深媒体从业者。印度资深的冲突报道记者、TV9网站执行编辑Aditya Raj Kaul在以色列遭袭事件爆发后不久的10月10日发布了一则帖文称,一名孕妇在以色列南部“被哈马斯恐怖分子解剖”,“让未出生的孩子慢慢死去”。在很短的时间内,该帖浏览量已达1034万次,转发1.6万次,其中包括美国右翼媒体Daily Wire新闻网主编、网络大V兼时评人本·夏皮罗的转发。然而,“这个故事仍未得到证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分析师、前《印度快报》编辑Antara Chakraborthy和研究同事Yasmine Wong日前刊文写道,记者Aditya Raj Kaul显然带有亲印度人民党的立场。欧美主流媒体开始陆续跟进“印度造假新闻”,但加沙冲突爆发已过去半个多月。美国《大西洋杂志》刊发了特写稿件“印度的印度教极端分子正在煽动以色列冲突”,法国24小时电视台推出报道关注“大量虚假信息在印度的制作”。或许是受西方主流媒体纷纷“介入”的影响和压力,印度主流大报《印度斯坦时报》创立的商业日报Mint在11月刊发了一篇解释印度和以色列关系的综述文章,文中提及莫迪政府及之前历届印度政府对巴以问题的政策演变,将当下“假新闻泛滥”现象置于更复杂背景之中,但对于“假新闻”却寥寥数笔带过。“假新闻之都”印度知识精英并非都保持沉默。经常给西方媒体和印度主流媒体撰写专栏文章的知名作家、记者马努·乔瑟夫同样借Mint平台,撰写了时评文章“巴勒斯坦冲突关于人性讲述了什么”,竭力从人文视角弥合“印度虚假新闻现象”给巴勒斯坦人及“印度人国际形象”带来的伤害,但也避免了将矛头直接对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马努·乔瑟夫曾任印度新闻周刊《开放》主编,出版的《靠谱男》等多本小说在国际上广受欢迎,一度被改编为电影作品。英国《金融时报》将他称为“这个国家最有讽刺力和最非传统的声音之一”,他常年在西方主流媒体上以轻松诙谐的笔触将印度社会政治生活的敏感议题带入国际知识界的视野,但此番涉及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冲突等议题,马努·乔瑟夫也显得格外小心。但非营利事实核查网站Altnews的创始人普拉蒂克·辛哈要用实际行动“对抗”印度主流媒体的“轻描淡写”。辛哈不久前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写道,印度现在为了支持以色列,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上输出虚假信息,希望世界现在“能认清印度右翼是如何使印度成为世界‘假新闻之都’的”。“印媒的狄更斯时代”印度媒体业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充满活力”的叙事,也常常见诸西方同行对印度媒体行业的描述之中。从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自由化改革开始,印度纸质和广播媒体迎来了一个长期的繁荣阶段。尽管同样面临线上和数字媒体崛起的全球性趋势,14亿人口的印度市场中的印刷媒体和电视频道依然保持了增长态势。今年5月,谷歌联合印度市场数据及分析公司Kantar联合发布的报告称,印度2022年有超过约7.29亿活跃互联网用户,其中,有52%(约3.79亿)互联网用户通过各种新闻应用程序/网站、社交媒体、即时消息工具等在网上获取新闻。报告称,调查中有45%的人表示,用网络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消费新闻在同龄人圈子里比观看传统电视频道更受欢迎。调查也显示,约80%的网上新闻消费者遇到过“可疑新闻”——即难以辨别其真伪的信息。近一半的受访者明确认为,信任是推动他们进行新闻消费的关键因素。“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Facebook、WhatsApp、YouTube受众,而且这些受众还在增长,因为该国拥有大量的年轻人口,他们日益精通数字技术,英语流利且拥有全球化视野。”出生于印度的香港浸会大学全球传播教授Daya Thussu日前告诉笔者,他于2013年出版著作《传播印度软实力:从佛陀到宝莱坞》。印度的年轻一代几乎完全依赖移动数字新闻媒体,Daya Thussu教授认为,“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消费者能够获取即时信息和广泛的观点,另一方面它使这些年轻人接触到未经编辑和未经验证的信息,可能并且确实被既得利益者操纵以促进特定类型的政治或文化议程。”谈及印度媒体的整体生态,知名出版人、领先商业日报《商业标准报》前主编T.N. Ninan用“印度媒体的狄更斯时代”这一提法予以概括,广为流传,他引用了《双城记》名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印度媒体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它们开始失去信誉。”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曾发布过一份获广泛引用的报告,集纳了多位知名印度媒体人的调研撰文,触及印度媒体行业重点隐忧和挑战,颇具警示性。此时是莫迪赢得总理宝座前一年。报告涉及到的印度媒体行业其他“弊病”还包括:媒体的“小报化”趋向(娱乐化、充斥八卦),腐败,操纵收视率以吸引广告,付费新闻(有时刻意隐瞒读者),编辑视野和议题狭窄——狭隘地限定在仅仅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喜好和偏向。10年过去了,以上一线资深媒体人的现身说法,仍得到印度读者调查的呼应。“暗淡的一面是,即使印度的媒体数量增加,相伴而来的是信誉、品质和(新闻)伦理的重大危机,为争夺眼球和广告收入的竞争导致了内容的‘低智化’。”德国基金会2022年的最新报告写道,“不仅如此,印度媒体还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传播分裂性宣传、仇恨和虚假信息的工具,对该国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打击。”在印度,大集团、大家族控制是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如1838年创立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所属的时报集团旗下不仅坐拥印度最大的财经类日报《经济时报》,还扩展到电视、电台和24个新闻网站。“一个在高度政治化语境下的国家,有着社群暴力的历史,同时人们接触新数字媒体的机会呈爆炸性增长,却对新闻的信任度较低,虚假信息在印度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2019年调查发布的《印度数字新闻报告》写道。(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