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的两次中国之行

孙文晔

    1960年8月8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是切·格瓦拉。《时代》称“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当代古巴的心脏和灵魂；劳尔·卡斯特罗是革命的拳头；切·格瓦拉则是大脑，他是古巴向左转的主要负责人”。 

    整个20世纪60年代，西方抗议浪潮和第三世界革命是世界的主旋律。在这些革命者中，格瓦拉被称为“天才的游击英雄”：仅率148名战士，在一年中横扫整个古巴岛；以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赢得了圣克拉拉一役的胜利，致使独裁者出逃。革命成功后，格瓦拉在古巴军政两界身兼数职，是医生、战士出身的工业部部长，还是年轻的国家银行总裁。

    国家银行发行新钞票时，依惯例，总裁必须签字。格瓦拉没有使用全名，而是在钞票上看似随意地签下了“Che（切）”——“切”是阿根廷人打招呼的口头语，相当于中国人口中的“老兄” “哥们儿”。

    格瓦拉本是阿根廷人，1955年参加古巴革命后，从卡斯特罗到普通战士都亲昵地称他为“切”。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授予他古巴国籍，格瓦拉索性改名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从新政权草创开始，他代表古巴频繁参加国际会议，抨击美帝是他的保留节目，怒怼强权的酣畅，配上仪表堂堂，“自带流量”也就不足为奇。

    和以往的革命者不同，格瓦拉身上还有文化偶像的特质。和他有过互动的记者，在报道中都不会忽略对其魅力的描述，诸如“气场堪比摇滚明星” “与其说是列宁，不如说是列侬”。

“我是毛泽东的学生”

    早在1959年4月，古巴革命刚成功时，新华社记者庞炳庵就采访了格瓦拉。格瓦拉详细介绍古巴革命胜利的过程、经验和问题。临别时，他歪过头去，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油印小册子。“我是毛泽东的学生。”他说着，把小册子送给中国记者，并强调“这可是古巴游击战争时期在前线印的”，“是来自中国的‘粮食’”。

    1960年7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古巴，负责接待的是切·格瓦拉。黄志良那时是代表团团长、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的翻译。一次家宴，让他窥见这位传奇人物的另一面。 

    格瓦拉家在豪宅云集的别墅区，可他住的楼房却极其平常，会客室同餐厅加在一起也不过40来平方米。关于住房，格瓦拉曾解释，说他月饷125比索（相当于125美元）是租不起别墅的，但哮喘病复发为养病才租住了别墅区管家的房子。

    黄志良到格瓦拉家才知道，晚宴不单为款待中国朋友，同时也是给即将返回阿根廷的老母亲饯行。  

“最后，周总理胜利了”

    当时，古巴正受到美国的经济封锁。来中国之前，格瓦拉曾多次率团出访东欧，为古巴开拓市场。不过，1960年11月初的苏联之行并不顺利。接下来的中国之行则顺利得多。那一年是中古建交第一年，我国对格瓦拉的访问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在与周总理见面的宴会上，切·格瓦拉特意跳过翻译，用法语向周恩来提出一个“最恳切的要求”，说他无论如何要见毛主席。

    次日，这个夙愿就实现了。也许是仰慕已久，也许是“打游击的小学生见到了大师”，他紧张得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是毛泽东先拉住他的手：“切，你好年轻！”他还告诉格瓦拉，曾读过他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十分赞成文章中的思想。 

    万里之外的毛泽东竟然细读过自己的文章，这让格瓦拉打开了话匣子。他先是赞赏中国的绿茶，说这么清香的茶叶，舒心暖胃，就像是喝到了家乡的马黛茶！毛主席幽默地回应说：“你喝到家乡的茶叶味了，这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

    当时参与接待的陶大钊记得，格瓦拉曾直言不讳地对总理说：“虽然中国有能力（援助古巴），但我们没有权力破坏中国人民的生活。古巴等一等没有关系。”周总理则耐心解释“援助”问题：“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你们站在反美最前线，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 

    格瓦拉回国后，不遗余力地夸赞中国，在古巴也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他与周恩来的“争论”，在古巴几乎家喻户晓：“古巴要在两国公报写上‘古巴感谢中国无私援助’的字句，但周总理不同意，坚持认为各国间的援助都是相互的、互利的”，“最后，周总理胜利了”。 

“甘蔗田见”

    中苏矛盾公开化后，同时与中苏交好的古巴左右为难。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个转折点，卡斯特罗开始倒向强权，厌恶强权的格瓦拉则更能理解中国，他谴责苏联的频率几乎和谴责美国人一样频繁。

    中古关系微妙之际，切·格瓦拉正在成为“具有世界地位的革命政治家”。12月，他在联合国发表了长达1小时的反美演讲，接着又离开纽约前往法国巴黎，并从那里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北非之旅。  

    1965年2月，格瓦拉突然中断行程，匆匆来到中国。卡斯特罗让格瓦拉来，是劝和的最后一招，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欣赏格瓦拉。但对于格瓦拉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格瓦拉在中国待了7天，同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举行了4次会谈，但没见到毛泽东。  

    访华结束后，他折返非洲，参加亚非经济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国际舞台上露面。3月14日，格瓦拉结束了94天的四大洲之旅，回到哈瓦那。格瓦拉没踏入家门，就直接坐卡斯特罗的专车，来到哈瓦那郊区的一栋秘密别墅。在这里，他们长谈了近40个小时。他们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

    3月22日，格瓦拉参加工业部大会，一切都与往常没多大分别。会议结束后，他对大家说，“甘蔗田见”。这是格瓦拉平时最常用的告别语，因为在古巴，他每个周末都去甘蔗田义务劳动。4月1日，格瓦拉出走，古巴领导层对华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改变。

“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1965年10月3日，卡斯特罗披露了一封“告别信”。格瓦拉在信中宣布：“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同时，他辞去了在古巴政府和共产党的所有职务。 

    对卡斯特罗来说，革命已经告一段落，而对格瓦拉来说，还只是开始。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变：“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当媒体寻找他时，他正深入非洲刚果（金），进行着一场徒劳的革命。这次失败并未打垮他，稍事休整后，他又奔赴玻利维亚，尝试用“星星之火”点燃拉美大陆。可怕的是，美国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军政府已布下天罗地网，为了抓住格瓦拉，甚至不惜起用有“里昂屠夫”之称的纳粹战犯。

    在被处以极刑前，特工问他“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格瓦拉安详地回答道：“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面对那位靠酒精壮胆才敢来行刑的刽子手，格瓦拉说：“你是来杀人的。开枪呀！胆小鬼！”  

    相对于西方的颂扬，中国的反应冷静许多。格瓦拉的死甚至没能登上《人民日报》。周总理提到格瓦拉，指他领导的游击战是“盲动主义，脱离群众”，是“认为不管有无条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结果害人害己”。 

    始料未及的是，20世纪末，一连串新闻让格瓦拉又“王者归来”：他的遗骸在万人坑中被找到，运回古巴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的《摩托日记》被翻译引进英语世界，改编成电影；他在刚果时的战友卡比拉，推翻了他没能推翻的军政权。  

    《时代》杂志把他列入20世纪最有影响力人物名单，21世纪，“切”依然在场，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秘密通道。格瓦拉怎能想到，一个立志“建立一个不用钱的社会”的人反而被金钱追捧，“屠龙之士”反成了“恶龙”的配饰。（据《领导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