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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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又名黔江，自古就有天险之称。蒋介石一直把乌江视为阻止红军北上、夹击和“消灭”红军的天堑。1934年12月31日晚，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继续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主张，放弃原定行军计划，改向黔北进军。为避免路上被国民党军三路军队夹击，经商议决定：红军主力部队必须要赶在国民党大部队追到前渡过乌江，进驻遵义城。
1935年元旦刚至，右纵队红一军团接到了朱德下达的抢渡乌江的电令。1月6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分三路过江，顺利渡过了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乌江天险，蒋介石妄想“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强渡乌江之后，红军如一支势不可挡的利箭，进军的矛头直指黔北重镇——遵义。1月6日晚，红六团第1营曾保堂营长等人化装成国民党黔军，让几十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在前面带路。部队到达遵义城下后，向城楼上的国民党守军喊话。磨蹭了二十多分钟后，国民党守军放松了警惕，认为这是“自己人”，打开了城门。
1月7日凌晨，红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遵义城。随后，中央红军又迅速控制了娄山关、桐梓林等地区。
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随军委纵队进入了遵义城。
此时，中共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先讨论了是否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接着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报告结束后，张闻天站了起来。他的报告总结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毛泽东接着站起来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赢得了与会者们的热烈响应。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长篇发言，点明了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是红军生死存亡问题，抓住了这个问题就抓住了主要矛盾。1月19日，中央红军分批撤离遵义，逐次向北转移。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后，张闻天受组织委托，根据遵义会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这个决议，首先肯定了毛泽东在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其次指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认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改善领导方式。
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在此做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转为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历史转折，就在一个西南深山、三省交界的村子里宣告完成。
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进程中的一次伟大转折，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伟大转折。在此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频出奇兵，扭转战局，踏上新的伟大征程。（据《国家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