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周恩来在武汉的310天

       1937年至1938年，周恩来曾在武汉度过310天，为保卫武汉、组织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江城武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周恩来的革命足迹，时至今天人们仍记忆犹新。

积极开拓国际交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恩来奔波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从事国共谈判和统战工作。11月20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军政机关随之一路西迁。国民政府一些重要的党政军机关大部分先迁至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
    12月18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从延安来到武汉。周恩来的工作环境复杂，任务繁重，其中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保持和加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阻止国民党内的反动和亲日分子重新挑起两党内战的图谋。这时，原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转移到武汉，加入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并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简称武汉“八办”）。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秘密设在武汉“八办”内。
    在中共代表团没到武汉之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周恩来等来到武汉后，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外国使节、各国记者以及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频频到访武汉“八办”。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具体工作的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领导。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保持着经常接触，先后会见了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美国作家贝尔登等国际友人。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写道，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达到“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在武汉“八办”，周恩来还会见了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和印度援华医疗队。
    1938年初，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居住在武昌珞珈山上的“十八栋”小楼内。在此居住期间，周恩来会见了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热情接待了各界爱国人士，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争取他们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使这里留下“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之美誉。
风雨兼程领导“文协”

    1937年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来自全国的文化名流汇集在武汉三镇，1938年2月，周恩来拜访作家老舍，希望他出面将流亡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3月27日，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人的筹备，“文协”成立大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现武汉市汉口中山大道949号）召开，会场上悬挂着“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的大幅标语。这是中国文艺界一次空前的盛会。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为“文协”成立大会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等13人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全国的文艺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全世界骄傲的。”
    “文协”成立后，在组成统一战线、创作抗战文艺作品、赴前线慰问抗敌将士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编辑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团结了文艺界的抗战力量；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繁荣了武汉的抗战文艺。
    随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也分散到前线、农村、工厂去演出，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军民的抗战士气。
    5月，周恩来应邀参加“文协”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
    在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文协”不仅使文艺界人士有了自己的组织，团结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广泛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使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一致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旗帜鲜明领导办报

    1938年1月11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获准注册出版、公开发行。大陆里4至9号（现武汉市汉口民意一路）是新华日报社旧址，1938年《新华日报》诞生于此。
    《新华日报》的出版过程十分艰难：它是国共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经国民政府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机关报，被赞誉为“全民抗战的号角”，毛泽东赞之为“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
    周恩来直接领导了《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当时延安已有《新中华报》，所以周恩来把在国统区出版的中共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定名为《新华日报》，并亲自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创刊号封面报眼处的图片是一名军人在振臂高呼“巩固团结，抗战到底”，位于头条位置的发刊词振聋发聩——“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
    《新华日报》创刊第七天，数十名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特务、暴徒就手持铁棍、利斧，来到报社营业部，割断电话线，砸坏室内物品，捣毁排字房的印刷设备。周恩来得到消息后，临危不惧，一面指挥《新华日报》正常出版，一面组织力量谴责暴徒、向群众揭露真相，并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严正交涉，要他设法制止此类行径的再次发生。
    《新华日报》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各界的抗战言论，歌颂英勇杀敌的抗日将士，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迅速成为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和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联系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桥梁，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被人民群众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
临危不乱最后撤离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三镇处于日军的包围中，危在旦夕。当时，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各抗日机关正加紧撤离武汉。面对武汉的恶劣形势，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撤退工作。
    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种种应变措施，拟出计划：新华日报社大部分人员分两批疏散，运送物资前往重庆，一旦汉口失守，《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马上在重庆接着出报，不使党报中断一天；对留汉坚持工作的人员也作好安排，每人预备一套军装，发八路军徽章，万一武汉失守就突围，徒步奔赴重庆。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当前的紧张局势控制不力，没能制定完善的计划和组织安排，入川的交通工具被抢的抢、占的占，场面一片混乱。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不顾事务纷繁，经常彻夜不眠地组织工作人员和群众安全有序地撤退。
    10月22日，日机轮番轰炸，武汉硝烟四起，在周恩来的送行下，由武汉“八办”处长李克农和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两人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社最后一批人员乘“新升隆”号江轮撤离武汉，西上重庆。
    10月24日深夜，在日军占领武汉数小时前，周恩来送别即将上船的郭沫若、胡愈之等，然后独自一人来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口述《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当时已停电，周恩来安排刊印工人用手摇印刷机印报，张贴散发。该篇社论以坚定的口吻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10月25日凌晨，周恩来和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撤离武汉。
周恩来领导的“七七献金”运动

    1938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纪念日，为鼓舞军民的抗战斗志，周恩来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举行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有声有色的“七七献金”活动。
    自7月6日起，一连5天，武汉三镇每天举行献金大会，晚上还举行火炬游行，街头人潮如海。7月7日一早，6个固定献金台就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每个献金台登记人员从原有8人迅速增加到30多人，仍应接不暇，不得不增加十几个流动献金台。
    短短5天的武汉“七七献金”活动掀起的捐款狂潮可谓盛况空前，筹资达百万之巨，参加人数有50万之众，将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峰，郭沫若形容为“要把武汉三镇掀翻了”。
（摘编自《新周报》   文/程竹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