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的“电报提案”

    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东南沿海一个半渔半耕的小村庄，自小便对民族危亡有着深刻认知。他10岁那年，法国远东舰队挑起震惊中外的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奋力还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这让他意识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也在心中埋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

    1890年，远在南洋的父亲来信，让陈嘉庚去新加坡帮忙打理生意。几年后，正当事业风生水起之际，陈嘉庚收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他遵循礼俗回乡为母亲守孝三年，可等到重返新加坡时却惊愕得知父亲的家业垮了，还欠下25万元的巨额债务。

    “当时新加坡并没有‘父债子偿’的惯例，嘉庚先生本可以不管这个烂摊子，却还是毅然选择替父亲还债。在那个年纪就有这样的格局，他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信誉，也为中国人在国外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形象。”吕娴说。

    后来，陈嘉庚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不仅很快还清了父亲的债务，还建立起一个横跨橡胶业、米业、航运业等多行业的商业王国。最辉煌时，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雇员有3万多人。因主营橡胶业，他被誉为“橡胶大王”。

    在南洋商界大展拳脚的同时，陈嘉庚也时刻挂念着祖国的发展。该如何报国？他的答案是：“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1912年，陈嘉庚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回到集美筹办新学。可这并不是一件只要出钱就能办成的事。当时族人还经常因利益冲突发生械斗，陈嘉庚费尽口舌游说，才最终取得各方支持。次年春天，集美诞生了第一所新式小学。

    彼时，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的影响，很多人不让家中女孩上学。陈嘉庚深知，女子教育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为保证女孩也能走进学校念书，他特别制定了优惠措施：女孩上学免收学费，每个月还可领2至3元补贴家用。就这样，1917年2月，集美女子小学开办。此后，他又创办了中学、师范、幼儿园及水产航海、商科、农林教育等专门学校，形成了集美学村。

    1919年，陈嘉庚宣布要建厦门大学，提出认捐百万元作为筹办费用，另有经常费用300万元，分12年付完，总捐资为400万元。“这个数额是祖父当时的全部资产总值。他担心如果只拿出十分之三四或一半（资产），无法使其他华侨‘有所感动’，于是下定了一马当先的决心。”陈立人说。经过两年筹建，1921年厦门大学正式成立。

    可天有不测风云。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陈嘉庚的公司连续亏损。许多人劝他停发办学经费以维持企业，他断然拒绝，随即变卖了家人居住的三栋别墅，并表示“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有外国公司找到陈嘉庚，表示愿意帮助他的企业渡过难关，前提是他要停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他再次坚决拒绝，并放话“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

一份提案

    1938年10月，南洋各地华侨代表齐聚新加坡，召开了华侨史上意义深远的一次大会。

    前一年的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各地华侨为了支持祖国抗战，竭尽所能筹款。许多人和陈嘉庚的想法一样：“如果终日只知赚钱，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是做奴隶、做亡国奴，发了财有什么用？”

    各地华侨决定通力合作，支持祖国抗战，因此召开了这次大会。大会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这是南洋华侨第一次打破地域、帮群、血缘、行业的界限，组成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陈嘉庚被推选为南侨总会主席。在他的努力下，全南洋的抗战义捐数额不断上升。《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一书称，从1938年至1942年，南洋华侨抗日义捐达5亿元，认购救国公债2.5亿元，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汽车、救护车1000多辆。

    就在陈嘉庚忙于筹款、为前方战士捐衣捐药时，他和一名老友闹掰了。这个老友是汪精卫。

    两人相识于辛亥革命期间，私交不错。然而1938年，汪精卫竟和日本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幕后交易，并发表公开谈话，宣称“中国”愿意接受各国的“和平调停”与日本的“和平条件”。陈嘉庚从媒体上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致电汪精卫，问此事是否属实。汪精卫在复电中狡辩，称“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陈嘉庚怒极，连发两封电报驳斥汪精卫，并将其比作卖国贼秦桧。

    同年10月底，陈嘉庚作为国民参政员，从新加坡发回一份“电报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份提案在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获通过，并被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寥寥11个字，却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我国著名记者邹韬奋曾评价说：“（这）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除了捐钱捐物，在人力上，陈嘉庚也不遗余力地支持祖国抗战。1939年，他得知国内严重缺乏技术过硬的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导致大批军需物资无法运往抗日前线，立即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出招募通告。几个月内，3200多名南侨机工（即汽车司机及修理工）放弃安稳生活，不顾生命危险奔波在滇缅公路上。

    领导华侨抗日的陈嘉庚逐渐成为日军的“眼中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逐步侵占南洋各地，陈嘉庚的处境愈发危险。新加坡沦陷前夕，他前往印度尼西亚避难。为防止落入日寇的魔爪，他随身携带剧毒，坦然地说：“万一不幸被俘，敌人必强我做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

一盆鸡肉

    1940年，他率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第一站是重庆。国民党当局为接待他，专门拨款8万元。他认为此举不妥，特地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在各报刊登消息，表示务祈节省。到了重庆，慰问团又连登3天罢宴声明：“侨胞使命注重实际工作，所有其他应酬概行谢绝。”

    然而，蒋介石招待他时，一顿饭还是花了800大洋。陈嘉庚心情沉重：百姓深陷战乱、生活悲惨，国民党要员却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这一派“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景象，令他顿感失望与迷茫。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陈嘉庚决定去延安看看。他不顾蒋介石的反对，风尘仆仆赶到延安。在窑洞里，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两人交谈的过程中，几个来自南洋的华侨学生跑来见陈嘉庚。他观察到，这些学生进门不必敬礼，自己找把椅子就坐下，参加谈话，毫不拘束。

    傍晚，毛泽东主席请陈嘉庚吃饭，就在窑洞外一张坑坑洼洼的小石桌上。饭菜上桌，主食是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菜只有土豆、白菜等时令蔬菜，还有一盆清炖鸡肉。毛泽东笑着对陈嘉庚说：“这几个菜都是我亲手种下的。鸡不是我备下的，我可没钱买鸡，这是邻居大娘听说来了你这个贵客，特意把她养的老母鸡杀了送来。今天，我可是沾你的光了。”这顿简单的露天晚宴，让陈嘉庚感慨万千。

    之后几天，陈嘉庚一边实地考察，留意延安的政治风貌，一边与当地的学生敞开心扉交谈，就心中疑问详细询问。他终于确定，延安政治清明，社会风气良好，和腐败无望的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廉洁奉公、朝气蓬勃。

    陈嘉庚在重庆时的忧虑消散了，对祖国的未来又有了信心。慰劳完成后，他返抵故乡，在祖祠与乡亲小聚。乡保人员邀请他去晚宴，他的回答依然是：“免！免！我回去吃稀饭配豆豉。”离开祖国后，他向南洋侨胞如实报告了在国内的所见所闻，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陈嘉庚敏锐察觉到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支持，便立即以南侨总会的名义，代表南洋华侨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美国援助蒋介石，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撤走美国的海陆空军和一切武器。陈嘉庚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南侨日报》也不断发文抨击国民党政权，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本质。

    陈嘉庚有着特别纯粹的爱国精神。不论是办教育、抗日救亡，还是选择拥护能够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共产党，他的想法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话：想让中国好。（摘编自《环球人物》  文/许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