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最高决策层中的任弼时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革命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状况，曾给予很高评价。但对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并不很了解。

    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一部分同志产生了盲目信任，支持他的主张，并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写进了《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向下传达。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把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方针上来，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938年3月初，任弼时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一边撰写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大纲，一边和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交流情况。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将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并在5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书面报告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这两份报告，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战八个月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并强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武装绝对领导的重要性。

    报告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扭转了他们对中国抗战中许多问题的认识。1938年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指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同时号召开展国际援华，从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

    1938年8月下旬，王稼祥回到延安。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会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在中共历史上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这一重大转变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产生很大震动，成为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的关键。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曾这样评价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虽然远在莫斯科的任弼时没能出席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但他却是成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能够胜利召开的关键一环。

提出中共中央机构调整与改革方案

    1940年3月，任弼时返回延安，开始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并负责筹备“七大”。同时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主持中央政策委员会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机构的调整与改革，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这次调整与改革是1941年7月始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全面负责调研并提出具体方案的。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主持“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之组织编制，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经过一年多周密准备，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对中央机构设置及职能提出初步设想方案。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规定政治局、书记处等机构之责权及隶属关系，并作出重要人事安排：

    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

    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在政治局决定的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主席为毛泽东。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领导地区分工：华北由王稼祥负责；华中由刘少奇负责；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由任弼时负责；大后方由陈云负责；敌占区由杨尚昆负责。各地区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等等。

    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和精简，具有深远意义。一是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二是正式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是继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组织上的最大成果。三是刘少奇上升为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任弼时正式进入书记处，为“七大”最终形成中共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初步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和调整，规定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是大家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这个最后决定权，既要遵循政治局制定的方针，又限于“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这和“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政治局，应该不是一个概念。  

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六届七中全会是中共为召开“七大”、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作充分准备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期间设立主席团，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再加上朱德、周恩来共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

    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初步拟定了“七大”的日程，决定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它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个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六届七中全会举行之前，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即决定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组成，任弼时负责召集，19日又增补博古参加。为了让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刚一成立，任弼时立即投入起草工作。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当月任弼时完成了第一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一稿是在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的基础上草拟的。之后，任弼时对“草案”进行了两次修改。任弼时起草的初稿和《历史草案》比较，有三点新贡献。一是重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二是强调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并对毛泽东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三是指出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或主持修改七八次后，印发给代表们讨论，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天后正式印成党内文件。

中共“七大”上的任弼时

    中共“七大”从最初意向举行到胜利召开，历时八九年，任弼时作为毛泽东的助手，是组织筹备的主力，与“七大”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长征途中，任弼时就曾将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希冀于“七大”。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召开“七大”的决定，并成立了25人的准备委员会。因日军猛烈进攻和王明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干扰，大会准备工作拖了下来。

    中共自“六大”以来，革命斗争已从苏维埃运动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深入人心，并获得共产国际的肯定。但是，全党还没有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新的历史时期也需制定新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因此，召开“七大”的迫切性越来越强。任弼时返抵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由他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七大”。

    1945年6月9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任弼时以全票当选，是44名当选委员中四名获全票者之一（其他三人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年仅41岁的任弼时成为全党爱戴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之一，应当说是众望所归。（摘编自《新周报》  文/蔡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