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毅
从古至今，领导者能否解决好论功行赏问题，是能否激发队伍成员干事创业的决定因素。如果处理不好，让大多数人失望寒心，最终往往会功败垂成。中国古人论功行赏时的艺术性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些高明的领导者在论功行赏时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学习借鉴这门艺术，会给领导者带好队伍增添底气，为领导者带领队伍干好事业添砖加瓦。
说起汉高祖刘邦，那句名言被世人称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麾下人才济济、各具特长，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单从领导思维方式的角度看，他在用人上确有其高超之处，尤其是能够有效调动部属的积极性，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刘邦称帝后不久，最先封赏的是亲信近臣，对其他功臣却迟迟未封赏，所以有人要密谋兵变。刘邦得知后，就向张良询问原因，张良分析到：陛下依靠将领们取得天下，而现在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等老友，诛杀的都是怨恨的人，将领们都在算计，地盘不够分给每一位将领，都在琢磨自己到底能不能被封赏，同时，又在为之前的过失而诚惶诚恐，所以策划谋反。刘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听从张良的建议。可是，该先封赏谁呢？这个顺序十分重要。张良看出刘邦的心思，又劝谏道：“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意思是说，您想一想，众所周知，您平时最憎恨谁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刘邦恍然大悟，急速封赏了一位与自己关系最差但功劳不小的大臣雍齿，果然，大臣们得知雍齿被赏后，舆论安定了下来，人心渐渐稳定，一场可能影响历史进程的危机得以化解。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就是“赏一个雍齿而天下安”，刘邦在论功行赏时，采取的这一招为何有如此威力呢？
领导者在论功行赏时，应考虑“由远及近”。论功行赏，最重要的是行赏的顺序要正确。头功是谁的，先奖励谁，这都很有讲究。古语云：“行赏先卑远而后贵近，则功不遗。”意思就是说，先封赏那些地位较低、离领导者较远的功臣，行赏就不会有问题。刘邦大封亲信，其余的功臣不免会想：封赏的资源是有限的，照这个顺序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轮到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名额已经没了呢。久而久之，猜疑的人多了，问题也就出现了。张良建议由远及近的顺序行赏，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所以，如果行赏时只想着身边人，从身边人赏起，常常会令绝大数人失去干事的激情与动力。当然，“先远后进”中的这个“远”和“近”都是相对而言的，在任何时候，领导者都应记住，厚此薄彼的方案要不得，区分亲疏远近那一套行不通。
领导者在论功行赏时，应做到“不计前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一个领导者能干成多大的事，常常是由胸襟的大小决定的。刘邦深谙稳人心之道，选择雍齿进行封赏，恰恰是以领导者的思维方式在思考：选择他，是因为刘邦与他的关系最差，更重要的是世人都知道他与刘邦的关系最差。基于这两点，功臣们都会认为，与刘邦关系最不好的雍齿都已得到封赏，可见刘邦是不计前嫌的，自己被封赏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安心等待就可以了。这样，不仅彰显出领导者带队伍的原则，还可以通过宽容赢得部属的尊敬。一个大度的领导者，在考虑行赏时，必须分得清“大事”与“小节”，“大事”就是部属对集体的功劳，“小节”就是与领导者的恩怨，在分清这两者的基础上，做到“不拘小节”。一个正直的领导者，在考虑行赏时，必须在心中把恩怨过滤掉，做到就功劳论功劳，就事情论事情，这样，才能使行赏发挥出最佳的激励作用。
领导者在论功行赏时，必须谨记“抛弃好恶”。从如何当好一名领导者的角度来思考，论功行赏，事关事业的成败。领导者在论功行赏时，必须放下自己的喜怒哀乐、抛下个人的喜好厌恶，真正让有功的人受到鼓励，才能以点带面，汇聚起干事的磅礴力量。我们可以想象，首先封赏雍齿并非刘邦所愿，但他依然这样做了，这就是不凭个人好恶来论功行赏。历史证明，这样做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奇效。可见，领导者在论功行赏时，绝不能被私人恩怨迷惑双眼、是非不分，否则极易挫伤集体的积极性，还会导致领导者在大家面前威信扫地。
毋庸置疑的是，领导者讲究用人之道，尊重人才、肯定人才是第一位的，论功行赏正是对人才所做贡献的最大肯定。同时，论功行赏也是一门艺术，掌握这门艺术，活用这门艺术，对于领导者带好一个集体至关重要。领导者在行赏时不妨宽容对待集体成员，不计前嫌，以大局为重，抛弃个人好恶，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人才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