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丽蓉 译
二战时期,纳粹不仅企图消灭犹太人,更企图抹去犹太文化印迹。针对犹太书籍和文件的销毁工作开始之后,他们将逾百万的犹太书籍、手稿和艺术作品送进焚烧炉和垃圾厂。
1941年,号称“立陶宛耶路撒冷”的维尔纳市被纳粹占领后,一个名叫“纸张小队”的反抗组织活跃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偷书。
犹太聚居区图书馆的主管赫尔曼·克鲁克、“纸张小队”的重要合作者,呼吁更多的犹太人投入这项活动。很多犹太人立即表示支持,他们想:“反正我都活不长了,不如做些好事,救下这些资料。”
规则明确
挑出要最终偷走的书不是难事。整个大楼有一堆又一堆的书籍和文件,只要避开监视,把贵重的书籍、手稿藏到一堆书里,之后再捡起来转移就可以了。如果德国人不在房间里,甚至可以在地板上新弄一堆“待偷走”的书。
每一个奴隶劳工都在一时冲动下做出过决定,要带走什么书。虽然他们没有时间深思熟虑,但是有几条准则是明确的:
1.分出要偷走的一本,其副本可以被送到德国或造纸厂。“纸张小队”负责处理几个图书馆的馆藏,因此一书多本很常见。
2.相比于大的对开本《塔木德》或文集,小本的图书和册子更容易藏在衣服里偷走。大的物件需要分开放在大楼内,直到可以安排车辆进入聚居区。
3.对拯救文学手稿和著名作家信件的工作,给予高度优先权。文学财产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信件、诗歌和短篇小说都不是长篇作品,藏到衣服里相对容易。
4.档案资料是个大问题。每个档案集太大,不适合贴身偷走,也不能在一个集子成千上万张纸中挑选出“宝石级”文件。“纸张小队”安排将大多数的档案资料运到德国。几个散放的集子被分出来,等待交通工具运输。
5.对于艺术品(画作与雕塑),则需要利用交通工具偷出。
生死攸关
小队成员相信,存放书和文件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犹太聚居区内部,也就是在犹太同胞中间。但是德国人将“走私物品进入聚居区”看作重大犯罪行为。
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他们会将文件包裹在身体外面,再在衣服里面塞上物件。
漫长的冬季最适合偷书。小队的劳工们都穿着厚厚的大衣,里面的衣服也穿了好几层。他们还做了腰带和尿布,在里面装满了书和文件。
小队前往聚居区时,每个人心里都会浮现以下问题:今天是谁在大门口检查?
如果犹太聚居区警察和立陶宛人在大门口,一般就没有问题。他们的检查不严格,搜身特别松懈。警察知道小队成员带的只是纸张,不是食物——私带食物是更严重的罪行。有的警察甚至要求成员们下次下班回来,给他们带本有趣的小说。
但如果是德国人在门口站岗,就没有希望了。德国人会无情地殴打偷运各种东西的居民。如果被送到犹太聚居区监狱,他们可能还能活命;如果被送到路基施基监狱,那他们的下一站就是波纳尔(波纳尔森林,纳粹选定的死刑处决地之一。二战中,纳粹在此枪杀超过10万人,其中有7万人为犹太人)。
“今天谁在门口?”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诗人小偷
如果德国人在站岗,小队成员有几个选择:他们可以绕着几个街区走几圈,等德国人离开,或者暂时把资料丢给住在劳工街区的犹太人。有几次,小队成员距离大门太近,无法不被察觉就折返,不得不接受德国人的检查。
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聚居区中最受欢迎的诗人施默克带了一本巨大的、有破损的《塔木德》。
到门口时,他向武装的德国守卫解释说:“史波克特长官让我把这本书带回聚居区图书馆的装订工厂重新装订。”
盖世太保认为,这个矮个子的男人肯定不敢编造一个如此明显的、可能让他丢了命的谎言,就让他通过了。
作为一个偷书人,诗人肖兹克维有着无限的创造力。他曾经从来自德国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负责劫掠欧洲文化财产的机构)的区长史波克特那里弄到一张手写的批准单,允许他带几捆废纸进入犹太人聚居区,当作炉子的燃料。
他在门口将文件给守卫看。他带进去的“废纸”中,有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姆·阿莱汉姆、拜力克的信件和手稿,夏加尔的画,还有维尔纳加恩的一份独特的手稿。
还有一次,他成功地利用友人的关系,把马克·安托柯里斯基、伊利亚·金斯伯格的雕塑,以及伊里亚·列宾和艾萨克·列维坦的画,全藏在交通工具下偷走。
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是圆满的结局。有几次,警察收到命令要加紧调查,施默克和一些队员就在大门口被殴打。殴打他们的有德国人,也有犹太聚居区警察。但是,没有人被送到波纳尔。他们是幸运的。
宝藏分放
一旦资料通过了大门,它们就需要被藏到相对稳妥的地方。
最简单的安排就是把它们交给克鲁克,他会把罕见书籍放到藏书地,非罕见图书放到犹太聚居区图书馆。克鲁克自己保留着一个文化宝藏的卡片目录,在上面记录物品的来源。
但没有人可以保证,犹太聚居区图书馆和克鲁克的藏书地会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如果德国人突然搜查大楼并且收缴所有库存该怎么办?将宝藏分放在多处,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据肖兹克维回忆,一共有10个藏宝地点,他记得的地址有7处。
从德国人手中救下的两件最珍贵的东西,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日记,还有维尔纳加恩的祈祷室的记录本。肖兹克维早就发现了它们,并将它们偷进犹太聚居区,分别藏在两个地方。
除了把书藏起来,还有其他的办法。施默克和肖兹克维将很多书籍、资料交给在午饭时来拜访的波兰和立陶宛友人。威尔诺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欧娜·施迈特捡起了一捆佩雷茨的手稿,并安排同事将手稿藏在大学图书馆中。立陶宛诗人卡基斯·博如塔在立陶宛科学院的文学机构藏了好几包资料。
肖兹克维把珍贵的资料交给与波兰地下党有联系的维多利亚·格米莱夫斯卡。当肖兹克维把18世纪波兰自由战士塔德乌斯·科希秋什科曾经签署的一份文件交给她时,她跪了下来,亲吻着文件上的名字。
为什么这些男男女女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拯救这些图书和文件?
他们认为,文学与文化具有终极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超越了任何个体或团体的生命价值。(据《偷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