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达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反军阀浪潮风起云涌，国共两党为了北伐精诚合作。彼时，青年毛泽东不仅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也在国共合作期间，成为跨党党员，深受孙中山赏识，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在这一时期写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找到了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之路、革命之路。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都没能选上。即便他此刻已经出任了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命中注定的老对手——毛泽东被孙中山定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一年后的1925年10月5日还任了国民党中重要部门的主管——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半年前，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就在广州召开三大。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国共合作，中共通过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
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地区工作极为出色，陈独秀对他相当欣赏。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特别表扬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三大之后，毛泽东不仅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直接对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负责。这项任命意味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因为中央局秘书的权限极大，不仅肩负一般事务性工作，而且有着“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联合署名权。
而更让毛泽东收获巨大的是人脉的拓展。
担任陈独秀的秘书之后，他需要陪伴陈独秀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操作中，因此接触到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除了著名的左派廖仲恺之外，他还接触到了元老级人物、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建设部长的谭延闿。由于同为湖南人，谭延闿对这位后辈很是热情。正是陈独秀的青睐有加，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进入核心领导层，另一方面他还得以进入了国民党高层的法眼。
1924年1月20日当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毛泽东不仅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活跃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他为候补委员。
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当选候补中央执委的毛泽东被派到了上海的国民党执行部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负责，而毛泽东则以胡汉民秘书的身份兼任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由于与叶楚伧有矛盾，所以毛泽东干到12月就请假回长沙了。正是在上海工作的经历，他得到了汪精卫这位当时著名国民党左派、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头号人物的器重。
其实，毛泽东和汪精卫也算是有渊源，毛泽东的同乡、恩师，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早就向汪精卫引荐过自己的学生。通过上海这段短暂的共事经历，汪精卫对毛泽东的才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尤其对其才思敏捷、文辞颇佳颇多好评。1925年7月广东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之后，汪精卫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到10月5日，汪精卫以自己事务繁忙为由，特地指名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职务。10月7日，从长沙返回广州的毛泽东正式就职，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由于长期偏重军事，不注重政治宣传工作，在毛泽东到任之时，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几乎是死水一潭。毛泽东到任之后，主持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创办了一大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一时间让国民党的宣传看起来颇有声势。据统计，到1926年6月北伐前夕，国民党系统出版的报刊有近百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更加注重宣传工作的共产党人主持的。
从1925年10月5日到1926年5月28日，毛泽东一直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除了《政治周报》之外，还负责了当时国民党“二大”各项草案撰写和宣传工作报告，直到1926年5月《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方才不得不辞去部长一职。不过，这时他已经找到一份更加适合的工作——农运。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清党之后，中共决定起义，首选地点就是毛泽东等人前期工作充分、农运基础好的湖南等地。而等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拉起队伍上了井冈山，真正扎根到农村，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成绩超过了中共成立以来所有工作的总和。（据《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