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远
192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3年后的1924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也召开了“一大”。初心同样是打倒军阀、救国救民，为何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运动式”的入党方式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长期把持国民党党务，构成了民国政坛著名的“CC系”，时人称“蒋家天下陈家党”。但是，陈立夫对于国民党到底有多少党员，是说不上来的。1947年秋天，三青团中央干事张宗良当众问陈立夫：“立夫先生，你是中央组织部长，请你用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发函全国党员，叫他们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上报，看看能报多少？”陈立夫只能满脸无奈地回复：“宗良先生，现在是革命低潮啊……”
当年，国民党到底有多少党员，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没人说得清楚。党员自动脱党或重复入党司空见惯，有的人到一个地方就新入一次党，多的会先后入党五六次。
从历史来看，国民党发展党员是“运动式”的，平时不重视，一旦需要了，就大张旗鼓。抗战时期，国民党吸收党员到了巅峰，鱼龙混杂，来者不拒。
历史学者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中写道：抗战中期，国民党提出要完成1000万党员的目标，中央组织部就摊派发展党员任务，下面层层分解，花样百出，有的不入党不发贷款，有的以发粮食为诱饵，让整村人都入党。河南陕县有一位党部书记兼中学校长，利用职务之便，将本校花名册上的学生每人年龄加大10岁，通通吸收为党员……
总之，国民党党员很自由：入党前不培养，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大多数党员平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不与组织发生关系，不过组织生活，不缴党费，工作调动时不转移党籍，违法乱纪时不接受党纪惩处。更荒唐的是，有的书记不知道自己是书记，还有些名册上的党员，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党员……
一纸秘密名单，
揭开腐败的选举方式
1935年，浙江兰溪，一纸秘密名单让与会者“炸开了锅”。
时任浙江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署址兰溪）的胡次威，受命“国大代表”兰溪区的选举监督，接到了浙江省政府和浙江省党部的会衔密电，附有代表候选人名单，要胡次威支持他们一律当选，并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多年后，胡次威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蒋介石做总统的一个片断》，还原了这个过程。
接到密电和名单后，胡次威召集专区所属十一县的县长到兰溪开会，在会议席上宣布了密电和名单，请大家发表意见。大家在官场浸淫多年，很快想出了办法：之前各县都未作过选举权人的调查，根本无法编制选举人名册，这样甚好。加上选举人识字的不多，原可由代书人代为签名领取选举票，那就正好发动县政府全体职员翻开“百家姓”和“千字文”，用排列法任意编造。如何保障秘密名单所提的候选人均能当选？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在投票结束后，立即估计他们所得的票数，临时动员各县政府全体职员连夜写投票，缺多少补多少，以补到他们足够当选的票数为止。
胡次威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全国其他各省各区选举国大代表的手法，和我们这差不了多少，可能有些地区比我们还要搞得糟。”值得一提的是，胡次威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法学家。这样一名法律专家，却在县域“国大代表”选举时娴熟且习惯性地违法，也可看出当时国民党基层治理的失败。
派系倾轧、竞争空前激烈
国共两党几乎同时“以俄为师”，但共产党组织之严密性和国民党组织之松懈态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何以至此？
王奇生在书中写道：“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和竞争，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对国民党的整个组织生命的衰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相继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六大”期间，派系斗争空前激烈，因为CC系势力强大，三青团、黄埔系、朱家骅系、新桂系、孙科系等空前团结起来，与CC系恶斗。蒋介石摆不平，只能空前扩大国民党“中委”名额，从原计划的250人一下“注水”到460人，但仍然不起作用。有些未当选者愤然退党，缴还党证，有些想当“中委”，结果花了大钱却只当选候补“中委”，就登报辞任……
而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
相比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由忠诚、纪律与牺牲写成的。（据《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