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对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反应呈现出戏剧性差别：一边是德法两国外长在美、法、德三国媒体上发表文章，热切欢迎拜登即将入主白宫，期盼他能推动欧美着手实施“跨大西洋新交易”，包括共同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等内容，并且提醒拜登“没有比美国和欧洲更好、更密切和更天然的伙伴”了。另一边却是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围绕“欧洲战略自主”问题激烈争吵。法国总统批评德国防长发表反对“欧洲战略自主”的言论是“读错了历史”，卡伦鲍尔则称“欧洲战略自主”的想法走得太远，“近于幻想”，欧洲当前“在安全、稳定和福祉问题上离不开北约和美国”。
显然，欧洲要在对外关系上发出统一的声音还很难，一个关键症结就在于德国和法国对历史有着不同读法，对欧洲的利益有着不同定位。
德国似乎致力于一个“美国领导的欧洲”，它自己在其中是“最亲密的伙伴”。这很现实也很正常，因为战后德国根本上是在美国呵护下实现了崛起和民族重新统一，对美国几十年的历史依赖已经内化为依赖的历史，塑造着德国看待对美关系的思维模式，影响着其对欧美关系的构思。法国则不同，战后在安全和对外政策上始终保持相对于美国的独立，而且以此为高卢民族的骄傲。法国与德国的和解旨在消除来自东邻的历史恩怨与威胁，求得持久安稳，建设一个法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人的欧洲”才是法国的选择。
德法两国政治精英对欧洲前途负有特殊责任，在英国决意离去之后，法德的欧洲责任更加艰巨。他们应该意识到，全球的历史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果继续固守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框架内构建欧洲，就会丧失自我反思和革新的能力，就意味着对历史的误解误判，就可能把欧洲带入混乱和危险的境地。
从趋势看，病毒大流行未来还会发生并将可能成为世界政治的常量，各国外交决策的参照系将因此面临历史转变。全球人口、环境等以往的“软议题”将迅速变为硬问题，在全球而不只是局限在某个单一国家内发生作用。当人类面临的问题“全球化”时，人类命运也已紧密联系在一起，灾难面前必须共同应对，任何幸灾乐祸或脱钩排他都是在给灾难肆虐以可乘之机，最终导致人类自相戕害。
欧洲在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文明积累，但这不应成为其自我封闭的理由以及面对变化的时代故步自封的包袱。中国的发展给欧洲带来的更多是机会而非威胁或对立。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是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外延，而非“全球野心”的结果。中欧之间如果要争要比，也应该是看谁做得更好，而非相互制裁或限制而使谁变得更差。还要看到，作为两大文明和两大世界经济体，中欧有责任推动各国共同成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者，而非给全球制造问题。欧洲应该从特朗普主义失败中汲取教训。（据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