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毅
公元257年，寿春之战一触即发。魏国的实际掌权者司马昭，通过精心筹划，准备讨伐屯兵淮南、拥兵反抗司马昭统治的魏国大将诸葛诞。当时，诸葛诞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率军固守寿春城。他派兵凑足了可供一年使用的粮草，集结了淮南和淮北的众多兵力，做好了随时接战的准备。同时，他联合东吴，共同出兵抗击来犯的司马昭。几日后，东吴派出大军支援诸葛诞，从侧翼率先向司马昭进攻。司马昭并没有因此而慌乱，他一面派大将王基和陈骞包围寿春城，另一面派大将石苞、胡质率兵阻击吴国军队。司马昭率大军将寿春城围困住之后，大将王基多次向司马昭请战，均未得到司马昭的批准。司马昭强令要求王基固守阵营，因为司马昭对局势的看法是：“城固而弊多，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他决定采取“围而不攻，令其溃败”的策略，破解敌方“以逸待劳”的计策。同时，他没有放松警惕，命令手下时刻防备东吴军队从侧翼再次发起进攻。果然不出司马昭所料，诸葛诞被围困多日，终于放弃“以逸待劳”的方法，集结兵力，多次组织突围，与此同时，东吴军队不断从侧翼发起攻击，司马昭所率军队贯彻既定策略，凭借兵力上的优势和地利，抵挡住敌方数次进攻。东吴军队无法突破重围，不能与诸葛诞所率大军汇合，局势开始向着有利于司马昭一方转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昭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令诸葛诞存有可以突围的幻想，在此基础上，使诸葛诞露出破绽。这种态势下，最好的策略就是散布谣言，动摇诸葛诞所率大军的意志。于是，司马昭派人在老百姓中传开谣言说：司马昭大军的补给难以为继，已派出士兵四处寻找粮草，过不了多久肯定要撤退。诸葛诞果然被这个消息所迷惑，下令不再限制消耗粮食。诸葛诞的考虑是，积蓄力量，等待司马昭撤兵，随时出兵追击。不过，出乎诸葛诞意料的是，司马昭并未撤兵，而不久之后，寿春城中粮草却消耗殆尽。
公元258年，诸葛诞再次率军突围，却遇到了司马昭设下的层层埋伏，大败而回。寿春城内粮草越来越少，军心越来越不稳，士气越来越低落，士兵纷纷逃出城投降。司马昭下令，无论战俘是何等官职，一律优待，并命令他们日夜对着城中喊话劝降。一段时间后，司马昭亲自带人绕着寿春城查看，发现城中的士兵发现了他们经过，却不主动射箭攻击。他深知，此时诸葛诞的军队已是强弩之末，攻城的时机已到。果然，司马昭所率大军发起猛攻，寿春城中的士兵多不抵抗，诸葛诞兵败出逃，后在途中被击杀。
司马昭采取“围而不攻，令其自内溃败”的策略，可谓是“屈人之兵”的鲜活应用。《孙子兵法》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这要求用兵者必须从长远角度考虑，不强求于一时一事，不急于速胜。《百战奇略》谋战篇说：“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敌方开始谋划计策的初始阶段，我方一定要洞察其意图，并顺着其意图就计用谋，使实际情况向着与敌方计策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而破坏其计策的实施，补补递进，令其屈服。此战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古代兵法《便宜十六策》对此有这样的表述：“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可见，令敌方“无的放矢、摸不着头脑”是克敌致胜的重中之重。“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攻击中不能过分仰仗武器性能，同样，防守时也不能仅仅固守城墙。因为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假如没有适当的计谋，都难以取得成功。那么，应如何实施计谋呢？“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阵，出其不意。我往敌来，谨设所居；我起敌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敌，先击其实。不知守地，不知战日，可备者众，则专备者寡。以虑相备，强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后相赴，左右相趋，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阐明一个道理，这就是必须趁敌方疏于防备时发起进攻，如果敌方列阵求战，则必须考虑变换到其前所未料到时间和地点，以求趁其不备出击。交战时若率先取得优势，则必须攻其左右侧翼。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时与之正面作战。司马昭多措并举，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想办法避免与敌方正面硬碰。他做到了这一点，在敌方已经溃不成军时，突然发起攻击，这才以最少代价赢得最大成效。必须注意的是，把握主动权，“主动”就应体现在作战的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并且要充分利用好这充裕的时间，做万全的准备。在此基础上，保持耐心与定力，等待己方力量处于绝对优势之时，把握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才有可能不通过血战而达成“屈人之兵”的态势，以达到“全胜”的战略目标。观察此类问题，切不可只重视其中一方面而忽视另一面，就这个问题来看，一旦忽视采取与实际态势相契合的行动，片面强调“谋”的比重，把实际行动搁置一旁，势必陷入“空想”的不切实际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