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里策反狱医

王浩

    重庆解放前，渣滓洞看守所部分管理人员是迫于生计在这里工作的。在狱中革命者的积极争取和教育帮助下，他们并没有参与迫害革命者的行动，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狱中革命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狱医刘石人就是其中之一。

帮关押者获释出狱

    1947年6月，已是中校军医的刘石人经人介绍，来到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当军医。

    同年12月，渣滓洞重新收押革命者。渐渐地，关押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受刑严重，伤痕累累，加上天气逐渐炎热，狱方怕出现传染病，遂向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申请，在狱中设立分诊所。刘石人被要求前往渣滓洞看守所创设分诊所。

    到了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告诉刘石人：渣滓洞是秘密看守所，里面关押的全是“政治犯”……

    刚开始工作，刘石人发现关押在渣滓洞女牢的周泉香经常哭啼和呕吐，经询问，得知周泉香刚结婚就被捕了。刘石人判断周泉香出现的是妊娠反应。考虑到狱中环境恶劣，他便向李磊反映，要改善孕妇的伙食。李磊拒绝了其要求，并讥讽他是多管闲事。刘石人气愤至极，和李磊争吵起来。李磊也不愿把和“政治犯”的关系搞得过分紧张，今后不好管理，同意了刘石人提出的自己出钱为病人购买营养食品的要求。刘石人还想办法帮助周泉香与家人取得了联系。

    1984年11月4日，周泉香在给王淑萍(刘石人的妻子)的信中写道：

    “他(刘石人)问我重庆市内是否有亲友，他可以设法告诉他们，给我送些钱和东西来。我告诉他，在南岸黄桷垭有我爱人的堂兄杨志学，他是内二警的中队长……石人同志热情地说：‘你写封信，我帮你送去，并告诉他送东西的方法和地点。’但我们不准有笔和纸的。石人同志后来又偷偷地给我们一截铅笔和几张白纸。石人同志冒着极大的危险把信送去，使我得以和家人取得联系……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了，行动很困难，经常肚子下坠。石人同志趁此机会向李磊提出意见：应该让我早些出去。由于石人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我于1948年5月获释。”

    刘石人还利用李磊害怕在狱中流行传染病和人死了不好向上级交差的心态利用职务之便，使多名被关押人员得以保外就医或获释。刘石人回忆道：

    “这一工作是比较艰苦的。为了使集体10人的证明发生作用，在出证明前就大造舆论，作了预备检查21天。发出证明后就暗中向每一个被证明的人打招呼告诉他们，不日就有人来查看病情，希望各自作好准备。”

    “不几天，中校法官程相绿到了渣滓洞看守所……程叫看守员把10个病人一个一个叫出来问病情，我在一旁逐个加以解说病情如何，后果怎样严重等……后不久，集体被证明的应外出就医的10个人被全部带进城释放了。”

    据不完全统计，刘石人通过开外出就医证明或者假证明，帮助30多名革命者获释。

被狱中革命者策反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工委妇委书记胡其芬被捕，被关押进渣滓洞看守所女牢，与周泉香同室。胡其芬得知刘石人曾给予周泉香帮助，又从之后的接触中对刘石人进一步地了解，与难友商量后决定把刘石人作为策反的重点对象。

    1948年5月的一天，刘石人在给女牢的病人看病时，胡其芬塞给他一张字条。刘石人很诧异，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悄悄把字条收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诊治。看完病拿药时，胡其芬又塞给他一张字条。离开女牢后，刘石人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打开字条，第一张上面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我这个心脏病人。让我代表难友向你致谢！”第二张字条上写着：“拿出勇气来，不要怕！”

    此后，胡其芬发现，刘石人每次到女牢巡诊，眼睛都要在她身上停留一会儿，仿佛有话要说。时机已经成熟，必须抓紧做他的工作。男牢的成善谋、何雪松、胡春浦等同志主动接近他，做试探性的策反工作。

    在革命者的教育鼓舞下，刘石人开始为狱中革命者传递信息。狱中难友们商议后决定，男牢主要由萧钟鼎、胡春浦、何柏梁，女牢由胡其芬、李玉钿，和刘石人联系，还将送信地点改为与其医生身份相符的医院、药房等地，不再往各家分送。遇有急事，则以要求急诊的方式通知。

    1948年12月，关了8个月的李文祥(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叛变，必须马上把这一情况告知狱外党组织。一天夜里，女牢喊起来，说胡其芬心脏病发作，要求治疗。刘石人闻讯赶来，胡其芬趁机塞给他一张字条，并低语道：“狱内有一人叛变，咬了外面几个朋友，务将此信赶快送出。”

次日，刘石人将信辗转送出，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据《炎黄春秋》）